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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队同志浅谈对宗教、民族问题的几点认识

日期:2010年01月31日14:50 点击数:


    2.萨迦派(俗称花教)
    萨迦派历史仅次于宁玛派,该派的创始人是昆•贡觉杰布(1034~1102年),他生于北宋景祐元年(藏历第一绕迥木狗年,1034年),北宋熙宁六年(藏历第一绕迥水牛年,1073年)创建萨迦寺,后逐渐形成萨迦派。萨迦派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曾经一度是西藏历史上强有力的地方政权。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上溯到唐朝,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有效治理始于元朝,萨迦派对此有过重大贡献。萨迦派的主要观点和修行法是“道果法”和《中观论》。最著名的人物是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和他的侄子八思巴•洛追坚赞。

    3.噶举派(俗称白教)
    藏语“噶举”,意为口传。因这个教派最重视口授密法的传承而得名。噶举派有两个系统,一是玛尔巴传授的,称为塔布噶举,其主要修习的法是“大手印”;二是琼布南交传授的,叫做香巴噶举。这两个系统的密宗教义来源相同,只因后来传播的地区不同,才分为香巴噶举和塔布噶举。噶举派在拉萨地区传播较为广泛,直贡寺、楚布寺均为噶举派的祖寺,在拉萨的影响不亚于格鲁派。香巴噶举于15世纪开始衰落,塔布噶举延续至今。

    4.格鲁派(俗称黄教)
    又称新噶当派,格鲁藏语意为“善律”。是15世纪初,宗喀巴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对其教义和戒律进行改革后所创立。宗喀巴的主要著作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宗喀巴生于1357年,16岁时赴藏受比丘戒。明永乐七年(1409年),他在帕木竹巴政权扎巴坚赞的大力支持下,在拉萨大昭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祈祷大法会(历史上称为“传昭大法会”),从此形成每年藏历元月在拉萨举行的传昭大法会的定制。同年,宗喀巴在拉萨东面的今达孜县境内建起了具喜胜洲寺(简称甘丹寺)。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宗喀巴在甘丹寺圆寂,弟子及信徒们在寺中建灵塔,将其遗体供养在塔中。

    格鲁派号称戒律严格,不准僧人结婚,宗教首领采取转世相承的办法,有达赖、班禅两大转世活佛系统,此外还有帕巴拉、嘉木样、章嘉等转世活佛系统。

    除苯教和佛教外,西藏还有一些人信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拉萨和日喀则有清真寺,昌都地区的芒康县盐井乡有一座天主教堂。如果介绍西藏宗教,应当包含这些情况,不能仅仅讲藏传佛教。

    我们党历来重视宗教工作。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地位。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做好西藏宗教工作,是我们党在西藏所有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均对此作出十分重要的指示。在西藏,党的宗教政策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慎重提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政策”,到60年代,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要继续坚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再到90年代把宗教信仰自由与维护法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造福社会、建设祖国紧密联系起来,进入新世纪把90年代的宗教工作继续深化,提出“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和守住“两条底线”。这种发展和演进,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宗教问题在认识上的逐步深化,反映了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特征,保证了西藏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

    西藏自治区成立后,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广大僧侣群众的赞扬。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30多年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宗教工作干部学习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宗教活动必须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进行,任何人都不得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得危害祖国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不得损害社会、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妨碍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得利用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不得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宗教压迫剥削制度以及寺庙之间的隶属关系;不得对信教群众进行各种摊派和变相勒捐。一切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都要遵纪守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发展民族经济作出贡献。目前,西藏有寺庙1700多座、僧尼46000人,基本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

    自治区一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法规,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十多年来建章立制,实行寺庙定员,加强对寺庙尤其是有影响的大寺庙的管理,加强对僧尼的爱国主义和法制教育。建立健全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或民主管理小组,把寺庙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爱国守法的僧尼手中。规定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严禁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干扰生产建设、干预司法教育和行政管理等行为的发生。绝不允许恢复已经废除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对问题严重的寺庙要进行整顿。加强对活佛转世的指导,防止达赖集团控制寺庙。从1996年起,在全区寺庙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在西藏全面、正确、深入地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维护西藏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确保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通过寺庙爱国主义教育,使广大僧尼的祖国观念、政府观念、法律观念和公民意识不断增强。进入新世纪,自治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寺庙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继续把这项工作引向深入,坚决抵制达赖集团利用宗教进行政治和思想渗透,使寺庙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爱国进步的宗教人士手中。新世纪特别是“3•14”事件以来,我们继续在加强这项工作,寺教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广大僧尼受到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祖国观念、法律观念、政府观念和公民意识明显增强;清除了一些混在寺庙里的分裂分子和不法分子,清退了一批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入寺僧尼,初步解决了部分寺庙领导权被分裂分子把持的问题;调整充实了寺庙民管会,制定了寺庙管理的规章制度,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加强了各级政府对寺庙的依法管理;进行了活佛转世试点工作;有力地整肃了寺庙纪律,对于寺庙和僧尼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使宗教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里,需要向部队同志介绍的是,进入新世纪,自治区党委提出了“划清正常宗教活动和利用宗教从事分裂活动的界限,划清群众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界限,各级党政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要积极承担起引导群众崇尚科学文明,追求社会进步的责任”的政策原则和工作要求。简称为“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这既是西藏宗教工作必须坚持的政策原则,也是对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要求。“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说到底,就是保护合法,打击非法,尊重信仰,严肃纪律,履行职责。保护合法,绝不等于要扩大宗教阵地,甚至助长宗教狂热。西藏现有的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职业者数量已经满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需要,无论从现实看还是从长远看,都不能使宗教的阵地越来越大。打击非法,绝不是要限制正常的宗教活动。尊重信仰自由,不等于共产党员可以等同于普通群众,要始终明确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是严肃的政治纪律。这一政策原则和工作要求从西藏宗教工作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了根本的政治是非和重大的政策界限,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拥护,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针对有的地方热衷于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人为炒热宗教,区党委提出了要牢牢把好“两条底线”,明确指出,我区宗教活动场所、宗教职业人员已经满足了信教群众的需要,不得乱建滥招;尊重传统的宗教活动,不得搞新花样。要求各级党政组织一定要按照这“两条底线”,尽到责任,做好工作,在经济发展群众富裕后,引导好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向和配置,始终以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以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这两条底线也是针对达赖集团利用宗教、寺庙对我们进行疯狂进攻所制定的对策和政策。

    五、为什么说“西藏问题”不是人权民族宗教问题

    前面,我讲到做好西藏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性,但并非说现在“西藏问题”的实质是人权民族宗教问题。

    大家知道,“3•14”事件发生以后,达赖集团最近到处“呼吁”,要国际社会“就‘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压”,妄图不断借助西方敌对势力打压我国;而美国的一大批政客也在不断鼓噪西藏问题核心是保护人权和民族宗教,美国众院、参院和欧洲议会甚至针对“西藏问题”通过了“决议”,其依据是所谓西藏发生了人权、种族和宗教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分裂主分子纷纷制造谣言,蒙骗舆论,说西藏问题的实质是民族宗教问题。可悲的是,国内一些人也在跟着说。

    在美国的政客看来,“西藏问题”源于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如果他们不干涉“西藏问题”,“就失去了在人权问题上发言的道德权威”,俨然是正义的卫道士。他们不断攻击我国的依据是达赖集团近期的“呼吁书”和“声明”,他们所谓的“西藏问题”包括“没有人权”,“缺乏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所谓“民族不平等”。我们说,“西藏问题”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讲的“人权问题”!看看“3•14”暴力犯罪事件,面对打砸抢烧,如果政府坐视不管,谁来保护那些无辜群众的人权?如果政府依法处置犯罪就成了侵犯“人权”,那么,16年前发生在美国政客眼皮底下的杉?大暴动,美国政府动用大批军力警力,逮捕一万多人,这种举措算什么? 西藏近代和现代的亲历者不能忘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藏仍处于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的人身自由,断手、剁足、剜目、割舌,严刑酷法,农奴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是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使昔日农奴成为有尊严、有人权的公民。西藏人口由1951年的114.09万人增加到280多万人,义务教育、农牧区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全区。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曾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统治者的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奢谈“西藏人权问题”? 

    我们说,“西藏问题”的实质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如果西藏“缺乏宗教信仰自由”,那该怎么解释西藏各地大小寺庙里,年龄不同的信众烧香拜佛的场面,怎么解释每年成千上万群众自由的朝佛敬香,怎么解释那些随处可见的经幡和玛尼堆?而达赖集团大肆鼓噪所谓“民族不平等”,更是荒诞不经。且不说国家拨款数亿元发展藏医藏药,投入7个多亿修缮布达拉宫、大昭寺、萨迦寺、罗布林卡等重要文物,抢救和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单说为让西藏人民与现代文明同步,国家就不断加大投入,组织专家攻关,使藏文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成为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获得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通行证的文字。 

    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非常清楚。达赖集团不过是打着各种“问题”的幌子,图谋“西藏独立”——这可以从他们至今未变的“中间道路”上看出;可以从他们否定西藏现行政治制度,谋求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区”看出;可以从他们要求其他民族迁出西藏,部队撤出“大藏区”看出。达赖集团的图谋,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他们搞“西藏独立”的目的。 

    从政治上讲,“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一个关系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容忍自己的主权受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坐视自己的领土被分裂。中国政府对此早已表明态度:国家统一是最高的原则,主权问题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企图以“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只能是徒劳的。我想,军地党员干部对此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不可人云亦云,授人以柄,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琼华、苏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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