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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事件检讨

日期:2010年08月16日19:12 点击数:

评述

雅鲁藏布江以南、贡嘎县以上、岗巴拉山以西、阿里以东属于我们评述的大体范围。从清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始,后藏逐渐形成两个管理系统,一为噶厦,一为扎寺。“在日喀则境域之内,有属于宗署(指日喀则基宗或曰藏基)管辖的村庄,亦有属于扎什伦布寺管辖的昔噶(即谿卡),错落其间,颇难辨清,即街市之中,亦有因管辖不同,而互生争执之事,素见不鲜。日喀则有此种奇异的历史沿革,于是造成特殊的复式行政系统”【注:戴新三<日喀则鸟瞰>。】。这种局面是造成关系复杂的主要原因之一。前后藏失睦的原因,不论多么复杂,前藏方面表现出来的却是将后藏视为一个另类的区域。

西藏现在的行政区域内的管理,1950年代之前没有统一过;以1960年代初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结束工作而取消为标志,西藏才真正出现了不是由宗教集团控制的、而是在崭新的社会制度下的事权统一。这就是后人对这一事件评价时所指出的:这一事件在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后得到了“自然的解决”。

更深层的原因,还表现为在进入现代期前,西藏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是一种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经济结构。西藏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自格鲁派基本掌握了地方政权、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基本完备(18世纪中叶)之后,即进入了它的停滞状态,这一状态也是一种稳定态。

停滞而稳定,不过是说这种社会结构具备了消弥冲突的功能,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前提,那就是不能有引发社会发生成规模变化的因素引入。而西藏进入现代期本身就是被动的,现代性有着与传统性社会治理方式格格不入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凭借宗教的力量可以完全抗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西藏内部事权是统一的,也无法有效地应对自19世纪以来的外力的破坏性影响。只是这种历史事件的发生将之显化了而已。

生存性经济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的小形态。低层次属于勉强维持状态的经济(主要对于生产者而言);高层次则表示基本满足、接近于温饱概念。西藏地区与全国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当属发生在20世纪末的“短缺时代”的结束,西藏是以基本消费品、耐用消费品悄然发生转变——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为标志的。这一时代的到来,就西藏而言,得益于全国大市场的形成,主要还不是西藏自身发展之功。在一个发展和收入(生活水平)提高主要依赖于国家和其他省市区支援情况的西藏(亦即我们常断言的“还不具备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在20世纪末基本告别了生存性经济状态;民主改革之后到此前则是一个告别了生存性经济低层次的一个长期过程。

1923年班禅出走事件,经济、政治原因结丛而生,且难分主次,事件随着历史情势的变化而变化,一路徘徊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因为政治形势的大变动才出现根本改观的可能。班禅一行在内地,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噶厦不能在“非爱国主义”之路上走得太远,在国家处于动荡衰弱之时,西藏地方即使有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怂恿与支持,仍然基本维系着与中央的联系,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可能较为顺利地解决西藏地方长期与国家不正常关系,作用显而易见。这是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此而言,班禅方面应该说这是有历史贡献的。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到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前,不论前藏、后藏,都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如果双方都能将眼光放长远一些,双方地位问题应该说,是容易解决的。之所以还是出现了那么多的争论,正如阿沛•阿旺晋美在1954年10月14日与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所说的,“现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方面的关键问题是平列问题。……目前从噶厦方面来说,能看得远的、大的人很少;拉章方面也是如此。现在大家的注意力并不在今后的自治区问题上,而在目前过渡阶段的关系上,都想如何才能不起变化,甚至要往后退。”(转引自张定一书,P235)

问题在政治上解决之后,彻底的解决还是要靠西藏地方及西藏地方内部各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内部融合以及在全国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融合,这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点远比政治上的解决要困难,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藏发展的局面已经为这种前景的出现准备了足够条件。

(本文刊于郝时远、格勒主编,《纪念柳升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12月)
(责任编辑:琼华、苏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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