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域名:西藏社科院.中国   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

ENGLISH

您的位置:首页->民族研究->民族历史->内容

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事件检讨

日期:2010年08月16日19:12 点击数:

扎寺拉让所辖

现在我们所说的后藏,是指日喀则地区而言,这是行政区划的概念。日喀则市以西拉孜、萨迦等地,在民间的看法中,一般不会视为后藏(而是称为堆巴)。年楚河流域乃西藏农业发达的主要区域,一般而言的后藏,其实就是指这一区域和雅鲁藏布江以北的部分区域,也就是包括现在在行政区划上的江孜、白朗、日喀则、谢通门、南木林等县市。

有一份1940年代的调查说,日喀则基宗官员管理十三个宗:帕里、定结、江孜、独穹、白拉、仁布、岭、岭噶、哈补、朗里、聂耳、汪邓、甲磋。此外驻代本一,统兵500,以备边防;古松如本一,统兵100多,维持地方秩序,但武装受噶厦和马基指挥;设粮员,隶于噶厦征粮局。扎寺拉让原管辖之地有四个宗:彭错林宗、拉孜宗、昂仁宗、岗巴宗,还有谿卡20多处,分于江孜以西、日喀则以东一带,“近年寺中政权既为前藏政府所垄断,凡出产丰富之庄田,均为彼等占据,班禅旧部大多穷若不堪,而一般人民仍照例向拉章供应外,又须依照前藏政府之规定,服从兵役,负担军需,支应差徭,双重压榨,尤为痛苦”【注:戴新三<日喀则鸟瞰>,作者根据其1944年4、5月到扎寺发放布施的调查写就,文载《边政公论》第四卷第9、10、11、12期合刊第52-62页,1945年12月出版。】。牙含章《护送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的回忆》谈到扎寺管辖地方,日喀则基宗“总管后藏十六个宗、班禅所辖的四个宗和三十多个相当于宗的独立的谿卡”。

1961年4月,堪厅正式结束前,班禅在一次与西藏工委领导谈话中,谈到了堪厅的宗、谿问题。主要意思是:一部分是“曲谿宁巴”,是四世班禅接管着扎寺时的几个谿卡,属于寺庙的,一直到那时仍属扎寺的吉萨管;其他如连谿卡、谢通门谿卡,是两个大的谿卡,乃五世达赖给四世班禅的供奉地;拉孜、昂仁、彭措林、聂拉木、定结、宗噶6个宗,是康熙赐给五世班禅的。后三个宗因在边界地带,噶厦说以浪卡子宗进行交换,那三个宗噶厦要去了,也没给浪卡子。还有些谿卡,有些是贵族送的,有些是寺庙送的,有些因为班禅出生在前藏,担任班禅之后带给扎寺的。

在涉及到后藏的治理权时,扎寺方面有意将其管辖地域夸大,将岗巴拉山以西视为其管辖的范围;在涉及到负担问题时,又强调管辖之有限。据了解,扎寺方面管辖之地有达木萨迦(1964年归入班戈县)、拉孜宗、彭措林宗(此二宗均归入现在的拉孜县,且比现在的拉孜县所管辖之地要小)、昂仁宗(小于现在的昂仁县)、岗巴宗等1个牧业宗和4个农业宗,以及谢通门、江孜查若等5个相当于宗的谿卡,和交叉分布于噶厦管辖内的63个大小谿卡、100多座寺院,和平解放前有约10万人。谿卡则有许多难以分辨之处,一是大小差距太大,二是个别谿卡之间还存在着相属关系。不过至少可以作出一点估计:当时其所属宗、谿卡涉及现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萨噶县、谢通门县、聂拉木县、定结县、江孜县、白朗县等地。1958年时有一个调查,扎寺方面有4个宗(未将达木萨迦作为宗来计算)和45个谿卡、26个牧业部落,占有土地20多万克、牲畜2万余头;下属册封贵族37户,农牧奴3.3万多户,人口17万多;每年“剥削收入粮食21万余克(合588万余斤)、酥油2400余克(合24万余斤);摊派各种乌拉差役107种,剥削量高达70左右。扎寺有下属分寺230座,僧尼近万人。”【注:曹自强<和平改革,区别对待——扎什伦布寺民主改革回忆>,载《中国藏学》1999年第1期。】而《原扎什伦布寺拉章坚参吞波组织机构》则以为,到1959年扎寺,“政府直属县3个,与县相似的大庄园5个,中小庄园68个,土地20多万克,牧场26个,大牲畜2万余头(未包括贵族和寺庙的土地和牧场),下属寺庙约220个。”班禅拉让“直接管辖的的宗包括拉孜宗、昂仁宗、彭措林宗三处,谿卡为谢通门、达纳仁钦孜、岗巴、间隆、典伦热、江孜查普、达木喇嘛等。”【注:载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43页、第79页,民族出版社1991年6月。】

因为存在着细节上的出入,现在要将扎寺所辖完全弄清楚有较大困难,不过大的区域状态是比较完整的,这对于全面认识本论问题已经足够。

在历史上,西藏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区,这里有自然条件差异的原因,更主要的是西藏内部的区域性治理的问题所致。西藏的自然地理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别,也由此而形成了不同地域之间主导产业的不同:高海拔的藏北草原、阿里草原的牧业;雅鲁藏布江中流、拉萨河、年楚河流域河谷地带的农业(兼及牧业);喜玛拉雅山脉北侧、今山南地区和日喀则地区南部的高山地带的非草原性牧业(有若干农业成分);藏东林业带。不同自然地理、以及在交通不发达状态而导致的相对隔离状态,形成了相异的文化形态,泾渭分明。而旧西藏的行政区划主要依据地方性割据势力的不同而划分,而割据势力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状况相吻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属于经济地理学上的不同的自足性经济系统,即构成部分在相对封闭的区域范围内,经济对于外界的需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呈现出最大限度的自足性。这一点,在前现代社会时期的不利影响还不十分明显,但在现代社会对于自身的发展、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这也构成了本论需要涉及的一个隐含问题。

生存性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

西藏地方长期以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是传统而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在一个低水平比较稳定地运行;手工业依附于农牧业而存在,西藏地方内部经济上的交换主要是互补性的交换(如主要的盐粮交换),以此维系着经济整体的平衡。对于旧西藏的经济,有几种观点,其中之一是以为属于“宗教经济”,社会财富具有明显的向宗教寺院集中的倾向,这是从经济的主要服务目的来认识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寺庙控制着政府以及社会的经济活动,拥有全部耕地的1/3、大量的牧场以及许多农奴和奴隶”【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西藏社会发展研究》,第26页,1997年3月版。】,其时是一种生存性经济,生存性经济在这里的含义有一点特殊性,仅有社会财富“剩余”主要向宗教方面和宗教场所聚集,提供宗教的巨大需要,社会基本上失去了对于发展经济的追求,宗教之外只提供人们的生存之基本所需,没有促进在经济上发展的基本动力。所谓西藏处于停滞状态的判断,其依据亦是在此,当经济状态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社会的发展就缺少了一个必要的物质基础。

按照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52年时西藏人均粮食约为135公斤,考虑到西藏经济中一直缺乏促进因素,这一水平基本上可以反映本论所及的历史时期的粮食供给水平,“在50年代以前,西藏的粮食生产处于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第19页。】

进入本文所论的时期,西藏地方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笔者曾在有关的文章中略有所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新式军队,举办新政,必然大量增加开支,在缺乏‘国富’观念的西藏地方只有增加税收。”【注:<本世纪上半叶西藏政事的现代性分析>,载《西藏研究》1999年第3期。】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印度返回西藏后,开始了“新政”。对于被动地卷入现代性的社会而言,最能明显地想到的变革措施就是器物层面的,在军备上的着眼就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这点与清末内地的图强运动有相似之处),受到英印的支持,达赖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建立新式军队、扩大军备,对于这个将目的定位于宗教服务的地方经济体系而言,对于这个既稳定又脆弱的经济体而言,无疑是一个大大超出其负担能力的变数,并且是与其经济体制相冲突的。现在找不到确切的军费开支情况,而对班禅拉让所要求的负担可见一斑。

我认为,这一举动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尽力保证军费开支,二是因为班禅集团对达赖集团的不顺从而借此打击班禅集团。更深的考虑是,整合西藏地区的行政管理权,试图把扎寺地位降低到拉萨三大寺的水平上。而此举对西藏经济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后来也确实在扩军的路上未能如愿,到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藏军仍是一支装备和战斗力很差的军队,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不前后,为了其不切实际的“分裂幻想”而重振军备,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也只是在装备上有所改进而已。

因而,也就不难理解,这样的经济体是远离现代经济形态的经济体,就是缺乏激励体系(incentive system)的经济形态,所具有的一点科技观念几乎全部淹没在宗教的光环之下。

1915年扎寺修建强康,殿内强巴铜佛像高26.5米,仅眉间便用了大小钻石、珍珠、琥珀、松耳石1400多颗;铜像由110名工匠化了4年时间建成,花费了6700两黄金、231000斤黄铜,其他珍宝不计其数。这是一个基本的例子,反映着宗教活动场所聚敛财富的表现。据了解,修建强康在前后藏矛盾中,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扎寺方面说,那些饰物主要是扎寺方面属民“自愿捐献”的;那么,那些黄金、黄铜呢?前藏对于后藏的指责,更多的是出于寻找口实的需要,社会财富向寺院集中的现象不唯后藏才有,那是西藏社会的普遍现象。

旧时西藏两大政治、宗教、经济集团之间的费用问题,说白了是多种因素集中到一起所发生的,而根子是其抑制发展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状态。
 


最新更新

热点排行

最新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