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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事件检讨

日期:2010年08月16日19:12 点击数:

前后藏分治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时常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出现的一个“大问题”,需要对扎寺走上西藏政治舞台及管理的地域等方面的情况作一追溯。

扎寺真正在西藏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一个相对重要的地位,始自四世班禅罗桑曲吉(1570年-1662年)在1601年就任扎寺第十六任法台之后。当时扎寺的曲谿很少,四世班禅向当地领主“讲经说法,进行劝捐,当地封建领土乃向札寺捐献了一批谿卡”(牙含章,P17)。在17世纪中期格鲁派与藏巴汗的斗争中,罗桑曲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格鲁派取得胜利后,固始汗把后藏的数十个谿卡,献给扎寺以为供养。在他在世时,“僧侣五千余人,楼房三千余间,属寺五十一处,属寺的僧侣四千余人,扎寺本身庄屯(谿卡)十六处,牧区有部落十余处”【注:“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六函之张伯桢述《西藏大呼毕勒罕考》。】。

清初以降,扎寺与噶厦各自分理前后藏事务。1706年,拉藏汗将“达纳仁钦则全部牧区和列普的全部农牧区、涅日地区的庄园百姓等划归扎什伦布寺”【注: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458页。】。1713年清康熙直接敕封班禅在后藏的单独管辖区,一切政教事务由“班禅朗玛岗”(班禅拉让)掌管,受驻藏大臣指导。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统治西藏时期,因藏王发布命令,将颇罗鼐在拉藏汗时赐的属民和塞地的仁钦则宗诸地及其属民没收,颇罗鼐乃将之给了扎什伦布寺【注: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颇罗鼐传》,汤池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65页。】。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入侵西藏的准噶尔部“把后藏仁钦则宗本的庄园、百姓和江孜章子宗本的的庄园、百姓,一律赠送给(五世)班禅,班禅开始坚辞不受,策凌敦多布说,如你坚辞不受,恐怕准噶尔汗要生气。班禅才勉强接受了。”(牙含章,P82)。

1727年西藏内乱,卫藏战争开始前,班禅喇嘛派人斡旋,颇罗鼐说,“康济鼐和我早已商定,卫藏交界的岗巴拉以上的土地,那是我们劲旅从准噶尔歹徒手中夺回来的,当划为班禅佛爷的供养地。现在,没有得到文殊大皇帝的圣旨,而后藏、阿里却被那班凶恶的敌人所据有,这是绝对不行的” 【注:《颇罗鼐传》第307页。】。

战乱结束后,1728年(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率兵进藏平乱的左都御史查阿朗等人,在布达拉宫向班禅宣读圣旨:把扎寺以西(或说岗巴拉山以西)到阿里的地区全部划归班禅管辖。班禅表示,扎寺已有很多田庄和百姓,收入足够全寺僧众食用,不愿接受新赐的土地,请钦差转呈皇帝收回成命。后查郎阿提出把后藏拉孜、彭措林、昂仁、吉隆、宗喀和阿里全部划给班禅,班禅只接受了拉孜、昂仁、彭措林三个宗,其余不接受。作为回报,班禅把帕里、江孜和贝第湖给前藏,边界定在白朗宗以西。从此形成了西藏地方的两个政权:噶厦和班禅拉让,均归驻藏大臣领导。此前,后藏的作为一级行政单位的宗本及阿里的噶尔本都由西藏第巴管辖的,班禅拉让所辖的地域未设宗本。虽然五世班禅极力想维护与达赖方面的关系,不愿接受中央政府对他的封赐,最后勉强接受了三个宗,在前藏方面看来,最初不和阴影已经种下。

这是清廷实施“分而治之”政策的一部分,在此同时,将金沙江以东的巴塘、理塘、打箭炉划归四川省管辖;将中甸划归云南省管辖;把南称巴彦(今玉树)等处七十九族牧民地区划出四十族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其余三十九族(今西藏那曲地区与昌都地区交界地带)后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对于边疆未实施行省制度的地区,中央对这些地区的社会控制采用的是通过地方领袖人物管理的方式,力度远不及行省制的地区,而且这种管理方式还要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而“分而治之”政策不能简单视为封建皇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压迫,勿宁说是一种妥协的、适宜的选择。

    具体到本论,这也成了解决班禅回藏的一个争论点。班禅于1931年5月16日上书国民政府关于解决藏事意见书中言及,“西藏所谓地方情形者,即前后藏划分与藏务行政由办事长官掌理是也。前藏曰卫,后藏曰藏,卫藏图志灼然可稽,又有冈巴拉山为界,人情、风俗、言语截然不同,实难合而为一。……今既重订西藏地方制度,自宜参照前清成案,特派熟习边情、著有声望之大员二人,一驻前藏,一驻后藏,凡练兵、制械与夫用人行政,均须与长官会商而行,有大事则请命于政府”【注:《元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料汇编》第2606页。】。

1932年5月20日达赖驻京办事处呈行政院书则声言,“西藏政教两权,完全属于达赖喇嘛……班禅在藏中不过一宗教师,与一般教徒同隶于达赖喇嘛统属之下,初无若何特殊地位。上年中央以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及印册、俸银等优给班禅,使其骤跻于与达赖喇嘛匹敌之地,藏人不胜其骇诧。”附“译录西藏三大寺僧俗官员及民众全体大会宣言书”中称:“扎什伦布庙及班禅原有香火赡养各地,悉前代达赖喇嘛所赐,例供西藏政府差役,与政府直属民户无异,乃班禅无故令其香赡各地众户,控不供应。”班禅驻京办公处1932年6月7日辩称,“青海顾实汗攻灭藏巴汗后,复以达赖、班禅分居前后两藏,各主其教,各治其民。惟因前藏地居三藏之中,达赖得利用以图发展。然而西藏人民对于达赖、班禅之崇拜信仰,初无二致……地位平等,无分轩轻,于此足以证明。……贡觉仲尼等谓班禅无政治权力,纯属捏造曲解。”【注:《元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料汇编》第2619-2627、2628页。】

1946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转后藏国大代表拉敏•益西楚臣、计晋美等人向政府提出要求致蒙藏委电,附计晋美等人报告称:“在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之前提下,前后藏应分别予以高度自治。前后藏之界限以冈巴拉山以东为前藏自治区域,冈巴拉山以西为后藏自治区域。”【注:《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料汇编》,第3203页。】1950年8月1日,班禅致敬代表计晋美等,经由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向毛主席呈递的《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中,提出“西藏有整块的土地,同一的民族,适合区域自治的条件,组织一行政区而将前后藏分别自治”的意见。班禅方面对这一意见在很长时期内都未放弃。

十世班禅返回日喀则后,仍然发生了后藏班禅方面要求后藏地区先行成立单独的自治区之事,在当时和现在都只限于内部讨论,因而外界所知甚少【注:在“光辉大事记•西藏卷”和“党史大事记”中略有提及,班禅返藏后,中央“对达赖集团妄图把班禅集团置于他的从属地位和班禅集团企图与达赖集团‘并列’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包括班禅集团曾想先搞分治),中央和西藏工委都及时予以纠正”(第84页)。这是笔者在正式出版物中见到少有论及之处。这件事情在当时只在极小的范围内知晓,2003年7月笔者问询于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时,先生甚至对此事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他说,早在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中,班禅就曾提出过前后藏由达赖、班禅分别治理的想法,就没有得到过认可,还是按照两大政治领袖和好时期的管辖范围进行调解,并写进协议;另,在筹委会成立过程中,班禅也提出过在筹委会组成人员中,前后藏各占一半的提议,最后采取的是前藏占一半,后藏和昌都解委会各占四分之一的解决办法。】。1952年9月15日,此事在日喀则分工委向西藏工委的一份请示中正式提出。

日喀则分工委认为,长期以来,达赖、班禅两集团处于分别治理前后藏的历史中,班禅集团形成了很深的分治思想,两集团之间的隔阂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得到消除,反而在加深。和谈时,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问题,在和平协议中作了明文规定,实际上就恢复到清朝时的“分治”局面,这是为了首先解决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西藏内部行政上是要统一的,应该统一的,但如何统一,则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必须等待西藏军政委员会成立了,达赖、班禅双方的负责官员都能参加进去,才能逐渐达到政策、法令以至地方行政的统一。如果今天就提出‘行政统一’问题,特别是要班禅在‘行政’上‘统一’于‘现在的西藏地方政府’,……班禅集团不但不会接受,反而会认为我们偏向达赖集团,压迫他们向达赖集团屈服,其结果是不仅要搞坏我们和班禅集团之间的关系,而且会加深达赖、班禅两大集团之间的隔阂,因此我们请示工委、中央、西南局关于中央对于西藏行政统一的方针。” 日喀则分工委的主要负责人,是与班禅一同进藏的西北方面的同志,他们对于班禅方面就“分治”上看法是清楚的,分工委的请示函里实际上也反映了班禅方面的观点。

对于此事的处理,西藏工委有不同的看法。西藏工委认为,“中央政策是和平统一西藏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是包括班禅集团在内的,是要使达赖和班禅由分裂走到团结,由‘分治’走到统一,由落后走到进步,不是分裂分治和保守的方针。……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职权问题,我们应该保证实现,但不是承认过去满清所规定后藏的扎寺所管辖的地方有高度自治权利,我们就把他看成班禅后藏分治政府是不对的,即根据西藏历史扎寺所管辖地区仍须向噶厦负担而西藏政治行政在形式上还是统一的,十三世达赖统治时期更加统一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班禅返藏后按旧规旧例除恢复过去的固有地位职权外,不能以后藏名义去统治全后藏,这点必须划清明确的界限。……如班禅集团要求分治,不承认达赖的领导地位,就不可能搞好达赖与班禅的团结,不团结就不能真正统一西藏。”

1952年10月27日中央复电西藏工委,同意工委西藏统一方针的见解,不可采取先分治后统一的步骤,统一的西藏自治区是不可动摇的方针。“一九五二年班禅一回到日喀则,登上扎什伦布师的宝座,就以他‘在宗教地位上同达赖的地位是平等的’为借口,制造矛盾,反对中央号召达赖、班禅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增进西藏内部团结,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的方针,并公开提出了‘前后藏分治’的分裂方针……提出要在他统治下的后藏地区成立‘一个行署,三个专署和八大局’,由他当土皇帝。”【注:帕巴拉•格列朗杰在三届人大一次会上的书面发言。】

至此,关于分治与统一的问题未再进行争论,但并不意味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统一。1952年12月21日日喀则分工委在给西藏工委的一份报告中反映,自班禅返回后,两集团的人员“在感情上仍很对立”,在后藏“发生了一些摩擦事件”,“班禅集团内部新旧派之间发生尖锐斗争”。

1953年10月底—1954年1月中央指定中央统战部召集西藏工委部分领导张国华、范明、王其梅、慕生忠、牙含章等到京,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三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西藏分治与统一问题,提出西藏只能搞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不能搞达赖与班禅、前藏与后藏的分治【注:另两个问题分别是西藏的社会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西藏工委内部的团结问题。】。

这一问题在一些细节上还有所表现,1954年4月底,就达赖、班禅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名额等问题是,班禅、计晋美在同意赴京出席会议的前提下,提出噶厦和堪亭应作为两个行政单位去开会,并要求在名额上缩小与噶厦方面的差距(张定一,P6)。在北京举行双方商谈中,班禅方面实质上将问题从解决历史悬案问题置换为双方地位的平列问题。最后采取的是一种妥协的办法:双方的隶属关系问题,不在协议中明确提出。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在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的主持下,一度掀起了宣传民主改革、进行改革试点的活动,在工委向中央提出的报告中,曾从另一个极端提到了这一问题,就是在更大程度上建立西藏自治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看做是这一问题的变形。

先分治后统一的思想,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眼界狭小、受制于非历史眼光的局限。但在大的方面,班禅方面始终明确地坚持了一个重大的前提,那就一直是在中国这一国家范畴内考虑问题,与噶厦方面相比,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区别。历史造就的、与其他民族地区相异的治理政策,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其时的部分历史主角远离现代政治思想;而殖民主义势力在西藏,除了经济目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的考虑,是所谓的“缓冲国计划”,它们不可能为建立民主政治提供努力。本论“问题”的消失,其实反映的就是对于现代国家意识的建立与强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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