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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事件检讨

日期:2010年08月16日19:12 点击数:

费用问题

如前文所述,噶厦与扎寺之间的费用问题主要是军费负担问题和徭役差赋问题。
1791年(藏历铁猪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入侵西藏,攻占了扎寺,扎寺拉让请求噶厦救援,表示对来援部队所需军饷粮秣,尽所有财力暂行垫付。战争结束后,扎寺要求噶厦退还垫付的费用,但噶厦未置可否,多次催后,答复是扎寺方面应负担四分之一军费,究竟是多少没有公布,争执便延续下来。1888年(藏历土鼠年)和1904年(藏历木龙年),英属印度两次入侵西藏;1912年(藏历水鼠年)清驻藏绿营官兵与噶厦发生内部战争。噶厦便将这三次战争军费开支公布了一个总数——108万克青稞,要求扎寺方面承担西藏此前军费开支的四分之一即27万克。这就是噶厦一再坚持的所谓“旧规”,这是属于需要偿付给地方政府的“旧帐”。在为扩充军备而成立征粮局之后,每年征收4万克军粮,其中扎寺方面担负四分之一。另外扎寺方面还要全力支应噶厦的官吏来往于后藏各地所需之骡马、民伕等差役。

对上述情况,在李苏的文章评述得比较完整:“噶厦强令扎寺拉让支付1888年和1904年两次抗英战争和1912年驱逐清军所耗用的军费;还要支付增建新军的四分之一军饷。并说,这是早已在1789年和1853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时噶厦与扎寺订立盟约时规定的。噶厦多次严令扎寺拉让后,扎寺拉让复信说:‘抗击廓尔喀,是为了保卫西藏的领土和主权。在战争中,扎寺损失惨重。当时,扎寺拉让及所属大小寺院、贫富居民为赶走侵略者,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入战争,耗用的军费噶厦不偿付我们,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至于要建立达赖喇嘛的警卫部队,我们愿尽力而为,除此以外,实无力支付所规定的四分之一的军饷。且拉让所属溪卡收入,仅能维持本寺费用,并无多余。五世、七世和八世达赖喇嘛对扎寺的供应差役,早有规定。此项规定关系到扎寺的兴旺盛衰,望噶厦切勿改变原定法规。’扎寺拉让多次上书请求免征新税,但噶厦充耳不闻”。噶厦少数人,怂恿一些当后藏十三宗代表向噶厦提出,扎寺的属民同噶厦属民一样完粮纳税。噶厦委派调查官到日喀则调查税收情况,扎寺拉让办事人员到拉萨,据理力争,但无结果。“噶厦步步进逼,除了要扎寺拉让承担四分之一军费外,还下令按‘水猪法令’支应马差,向后藏十三宗下达了文告。扎寺拉让属下的百姓更无力担负。拉让只好从自己的收入中减削,将每岗差地免去十克半青稞税。如不采取这一措?,其属民每年将有百分之五的人家破产”。

“军费”之外,如前所述,徭役赋税问题也是一个关键。七世达赖时的“水猴年协尔邦法令”说:“班禅佛爷……属民、牲畜和土地,不要说让其支差了,就是在扎寺属民前也不得高声喧哗”。1752年3月1日(藏历水猴年,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七世达赖颁给扎寺寺庙产权及支差纳税之重要文书抄件》【注:载《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第40-42页,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强调,“除人、牲畜、财物三者,大中小三种常规和额外之劳役实物差徭外,不再负有一切,应全部豁免。教规中重要的个别寺庙,始终需要例外,犹如水渠中不能容纳鱼网。”从七世达赖时期起,班禅辖区的赋税、差役只向扎寺缴纳,无支应噶厦之例。

但后来却增加了负担,1793年(藏历水牛年,乾隆五十八年)功德林济咙活佛任摄政时,订立了“水牛年汉藏决定”,规定:日喀则宗与宗之间的所应之的乌拉,马差49匹、驮牛差99头以下由噶厦百姓负担,超过部分的人、驮畜的住宿开销、伙食柴薪、饲料等,由扎寺方面负担超出部分的六分之一。

1793年《驻藏大臣和琳为差税要按八世达赖喇嘛等的公文执行之批示和重申令》【注:载《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第3-4页。】规定,“根据所辖地区的范围大小,若需要十匹马的运输差时,则扎寺拉让出三匹,政府范围出七匹。……其余的寺庙谿卡不论新旧,都得沿袭以往规定,与政府辖民同样支差、平摊旅途应支的乌拉和差役,扎寺也不能将其应支差役转嫁他人,特别是日喀则汉官来往交通所需及康区、蒙古人士为政教安乐而祈祷,各集市等有关路牌开列的长期运输差,如需乘骑14匹、驮畜49匹以内由政府的百姓负担,马15匹、驮畜50头以上则按汉藏双方的牌票执行。无论轮到何处摊派,无论乘骑和驮畜或人夫苦力,政府的百姓负担四分之三,拉让的百姓负担四分之一。……汉族、西康和蒙古等人员在各地派短途运输差时,政府和拉让均按其所经营的岗数平均分摊,拉让属民负担六分之一。”这就是后来噶厦坚持的班禅拉让承担负担的四分之一的根据。

关于噶厦对扎寺的差税的文告,还有1796年9月22日“济咙摄政颁给扎寺关于差税之文告”【注:载《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第81-82页。】:扎寺的谿卡承担和减免之差税问题,“今以战争为界限,对扎寺各寺庙谿卡的支差免税问题,……支、减、留三种(差税),仍按木虎年以前精神不变。”

到了1917年,噶厦公布“火蛇年法令”:江孜地区宗之间的对英支应徭役,属于额外差(称作“支援江孜帕里”),由各地以折合银等形式共同支应,如果马差超过100匹,驮牛超过300头时,扎寺所属庄园与百姓应共同承担江孜境内所应支的人伕、马匹、驮牛、住宿安排、饮食柴薪、饲料等总数的1/7。1923年(藏历水猪年)法令中规定扎寺所属庄园的百姓必须遵照“铁虎清册”的定额缴纳土地税和应支的徭役。按照“铁虎清册”,“岗”(一岗约合50亩地)、“顿”(两岗或四岗为一顿)的计算方法应该是统一的,但噶厦却故意夸大,甚至成倍扩大。班禅出走前,噶厦派到日喀则的两位基宗对寺院财产和耕地进行过清理勘测,制定了“增勘赋税粮办法”,规定测定后的土地新增税款,每年必须按期交清,所拖欠的军费不另行列出,汇总在新测定的增收税金内。这一方法要扎寺方面每年增缴三万克粮食,自1922年到1927年六年间计算出的税款总数相当巨大,无法缴清。

作为历史当事人、扎寺方面的人物,其文章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仍充满怨忿。“噶厦接着便以‘提取拖欠的军费’为由,将扎寺所属的拉孜宗、昂仁宗、彭措林宗、康巴宗、谢通门谿卡、美康谿卡、达那仁青孜谿、南伦饶谿、江孜查苦谿等分别予以接管,并勒令所有僧俗办事人员,不管愿去不愿去,均强制其前往,以示警戒。这样一来,扎寺各寺院的收入大为减少,以致于连敬神的供品,做佛事的用费都颇为困难,僧众门的衣食自然也就成了问题。”(团康文)。

这其中折射出来的是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问题,这点在后文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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