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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事件检讨

日期:2010年08月16日19:12 点击数:

1923年11月班禅出走

形势至此,已经使班禅感到难以立足于藏。1923年11月,达赖命令札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即被投入监狱。其侍从逃回札什伦布寺,向九世班禅作了汇报。1923年11月15日夜,班禅带着侍从人员15人向藏北方向出走;18日夜,扎寺官员及侍从百余人也逃走,赶上班禅一行。出走数日后,日喀则基宗发觉并上报噶厦,达赖命令进行追捕,未及。十三世达赖即派大堪布罗桑丹增为札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代理班禅的职务,管理札什伦布寺的政教事务。

九世班禅临行前,留下嘱言:“佛上虽有慈悲之心,但为左右蒙蔽,不按古法旧规办事,对扎寺强征军饷及新税、徭役。为支付军饷和额外差税,我不得不去蒙、汉地募化,求施主布施”。“班禅出逃一事于十一月十八日正式公布。噶厦发布命令:任何官员,不得跟随班禅出走。否则,没收全部家产。……但还是有人不顾一切,相率出逃。”“很多事情证明两佛的关系始终是好的,只因下面一部分人,基于个人利益制造了很多事端,弄出了许多魔难。”(李苏)

其他方面的记述还有,达赖自印返回西藏后,集权于一身,班禅在后存身为难,达赖逼其出走,“中国之于班禅,只致尊崇之意,事实上不能援助,实与班禅以莫大之苦痛也”(白眉初,第55-56页)。“达赖事事被属僚蒙蔽,疏隔日深,互相疑防,又传达赖有不利于班禅之谋,加之急索征款,班禅知已无法解释,竟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藉沐浴之期,连夜出藏,沿北路旷野荒径,备受辛劳,经甘州凉州而抵皋兰,次年往北平,面谒大总统曹锟,报告西藏政局,及整饬边防意见”(刘家驹文)。《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所收“九世班禅大师事略”言:“班禅大师为陈述藏情,巩固中藏关系,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携带堪布等及随从人员取道北路甘藏路线,移锡中土。”(第477页)

黎吉生《西藏简史》认为,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事件是一种新的局面的开始,“它在十四个年头里构成了对西藏政府不断的威胁和焦虑,到更晚时候对中国共产党最后地控制西藏,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也谈到了这一事件的历史原因,认为最初源自康熙皇帝有意识地利用班禅来分化达赖方面的权利以利于统治。十三世达赖时期,“拉萨决定把扎什伦布置于从属地位,……但扎什伦布拒绝放弃他们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所获得的所有权利,冲突终于发生了。……破裂发生在1922年,达赖坚持班禅的行政机构担负西藏军费,而班禅请求英国政府调解他和达赖之间的纠纷,不幸的是请求被拒绝了,理由是这会构成对西藏内政的干涉;于是班禅于失望中逃离扎什伦布”。他还认为,这一事件加强了西藏极端保守分子的势力,并认为由于担心班禅以武力回藏,而“不能获得三方协定的急躁和不满”,西藏与英国关系疏远了。
九世班禅在内地不得返

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悄然出走,经羌塘(藏北)过唐古拉山,进入青海境内。班禅出走后,达赖派罗桑丹增为扎寺的扎萨喇嘛,管理扎寺的政教事务,班禅所属宗溪的官员,也换了噶厦派去的官员,其辖区由噶厦管理。

班禅一行1924年5月4日到达兰州,北洋政府总统曹锟派“迎护专员”,带卫队由北京到兰州欢迎,并册封班禅名号。1925年2月赴京,因藏事解决为期尚远,4月5日离京南下杭州。在南方一带及五台山进行佛事活动后,仍回到北京。1925年8月1日段祺瑞临时执政颁给班禅“宣诚济世”名号,并批准班禅在京设立办事处。同时班禅派旺堆诺布往西宁、阿旺金巴往成都、福康安到印度,分别组织班禅驻青办事处、驻川办事处、驻印办事处,它们于次年前后成立。

1926年10月开始,班禅离开北京往东部蒙古各地进行佛事活动。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发生冲突,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派谢国粱赴拉萨,借调解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之机,与达赖商谈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谢行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修正通过了蒙藏委员会拟的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其中提到:达赖应欢迎班禅回藏;达赖、班禅在西藏政教上之权利,概仍其旧。

班禅得知尼泊尔扬言进攻西藏的消息后,向国民政府提出发给枪支弹药回藏,国民政府为彻底解决西藏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意派兵护送班禅回藏。因康藏纠纷又起而搁浅。

1931年5月班禅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拉让在会上提出由中央护送班禅回藏的问题。7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封他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定年俸,颁玉册玉印。随后班禅仍往蒙古地方进行佛事活动。1932年3月,在归绥(今呼和浩特)设立班禅驻归绥办事处,在绥远省贝勒庙发表声讨日本侵略电;11月再赴南京,12月24日国民政府任命班禅为“西陲宣化使”。1933年2月班禅返绥远。

当时蒋介石政府有意解决班禅回藏问题,因达赖、班禅双方均有代表在南京,南京政府要求双方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不意双方竟大起攻击,历数对方“罪状”;1933年初中央政府令班禅派遣扎寺安钦活佛和王乐阶前往拉萨,进行解释说服。安钦在拉萨受到达赖的“优礼延见”,达赖表示对班禅“切望早日回藏,共谋众生安宁”。但问题依旧被搁置下来。在1932年相互攻击时,班禅方面人员曾如是评价:“顾达赖之所以反对班禅者,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亦无你死我活之恨,症结所在,无非因班禅拥护中央,与达赖独立自主之主张根本不能相容也。”【注:《元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料汇编》第2633页。】此论不全面,但有一定道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因为印度独立运动高涨,英国“放松”了对于西藏问题的关注,西藏地方政府一时失去了外部有力的支持,这也是噶厦在20年代作出与中央加强联系的一个重要外因。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1934年黄慕松入藏致祭达赖,并有相机解决班禅回藏的使命。1935年5月班禅到青海塔尔寺,以为回藏准备,6月国民政府也作出了护送班禅返藏的决定,随后任命了护送专使,组建了护送仪仗队;西藏方面也作出了准备,扎寺和三大寺派来了迎请代表。然而,第二次派赴拉萨的安钦、王乐阶8月到西宁向班禅报告:“藏政府亟盼佛早回,以派定僧俗官员及三大寺堪布不日来青欢迎,后藏代表……已首途东下,望佛不带蒙汉官兵,径回后藏,以免前藏政府之阻难。”事不遂。英国公使在1935年后多次提出“抗议”,递交“备忘录”,反对派卫队护送班禅进藏。多方面的因素最终导致了九世班禅终不得返藏,1937年1月班禅在玉树去世。

九世班禅去世后,1939年10月班禅方面为奉灵回藏问题与噶厦交涉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有,“(一)大师在世时前藏所承认各条件,应继续有效。(二)后藏差务,照第七世达赖所定规章支应。(三)后藏民兵,应全数拨归后藏管理。(四)为求卫藏永好计,应将昔噶孜(日喀则)宗与附近数宗交后藏管理,年向前藏供纳差务。(五)札萨喇嘛及属员应在行辕入藏前撤回。”第二种方案有,“(一)大师在世时前藏所承认各条件,应继续有效。(二)后藏差务,照第八辈班禅登必旺修时所有规章。(三)后藏民兵,八四制所招者,仍归后藏管理。(五)札萨喇嘛及属员应在行辕入藏前撤回。(六)后藏税务拨作教务费用,不再补助前藏用费。”第三种方案有,“(一)大师在世时所承认各条件,应继续有效。(二)行辕未入藏前应将札萨及属员撤回。(三)后藏差务制,照第八辈班禅时所行税则。”第一项之二、三、四款未得噶厦同意,第二种之二款噶厦大体承认,三款未承认,六款噶厦同意减少【注:《元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料汇编》第2796-2797页。】。

九世班禅去世后,问题依旧延续下来,而且还围绕着班禅转世问题,前后藏之间亦是纠纷迭起,噶厦多方阻挠堪厅方面对十世班禅的认定。国民政府在撤离大陆前夕,完成了对十世班禅的认定手续,而西藏地方政府则直到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中才认可十世班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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