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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事件检讨

日期:2010年08月16日19:12 点击数:

民国初期达赖与班禅之间的“误解”

客观地说,上述原因还未正式提上台面,如果没有其他促动因素并导致班禅出走,也许就此被历史淹没。随之而来的是十三世达赖刚从内地返回西藏不久,川军进藏,达赖再次出走,这次选择的是印度。达赖在此次出走期间,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辛亥革命),而且经过前后两次出走,所见所感,加上英人的极力拉拢,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转变性影响。

1910年“达赖出奔大吉岭,驻藏大臣联豫奏请褫夺达赖徽号,尊班禅为教主。班禅出任调停,仍请达赖回藏。协商未妥,联豫接班禅来拉萨,尊礼甚优,达赖愈怀猜忌,致生恶感。”(1925年2月8日谢国樑所上的条陈,页九)。

李苏的文章,认为造成事件的原因有几方面,其一即是1910年达赖又一次出走后,驻藏大臣联豫将班禅请到拉萨,“请他住在罗布林卡的格桑颇章,还挂起班禅和驻藏大臣合影的照片”,正月十五日灯节,联豫命班禅摄西藏地方政事,虽然班禅以才能不具而谢绝了,只是观看了节日灯火;但班禅拉让的一些人却以此生事,风言风语大起,“达赖及噶厦不作任何判断,一概当真,因此双方产生矛盾”。

黎吉生《西藏简史》以为,“在达赖第二次逃亡——1910年到印度——后,中国人经常和班禅保持接触,虽然他自己避开了他们的请求,拒绝接受官方职位,但他的部属就不是那样明显了。这样在1913年达赖喇嘛恢复了权力以后,就产生了一种不安的疑虑。”

1910年达赖再次出走,班禅也欲追随,先派人送信给已经到达印度的达赖喇嘛,达赖回信中也表示欢迎班禅到印,“达赖及其随从官员们的本来意图是:若班禅也来印度,就可以向中央政府上告驻藏大臣联豫破坏政教,迫害藏民的罪过”,但这一目的没有实现。班禅又被驻藏大臣接到拉萨主持新年庆贺仪式,引起达赖恼怒。达赖返回拉萨后,噶厦给扎寺方面下令承担军费和支应骡马差役的要求,局面遂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彭饶文)。

    1912年达赖自印返回西藏,到热隆寺时,“接受了班禅大师奉献的欢迎哈达和许多礼品,并与班禅大师会晤畅谈,但由于达赖对班禅大师的一些作法持有不同意见,因而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回到拉萨后,“达赖喇嘛与班禅大师之间的关系也在恶化”。(《西藏通史》,第921)

辛亥革命后,国内局势处于混乱状态,消息传到西藏,驻藏官兵哗变,达赖急返拉萨,作出几件极大影响后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事件:先是将中央驻藏人等驱逐,再是不让中央任命的驻藏官员进藏(这其中英属印度也起了很大作用),三是进兵康地。中央方面虽然也作了努力,但时处鼎革之际,鞭长莫及。此时(1913年3月)班禅致电中央,表示“倾心内向”,中央以总统名义加封班禅“致忠阐化”封号;班禅的作为与达赖方面的种种举动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中央对于班禅的礼遇也加深了达赖方面的猜忌。实际上,此时班禅方面已经感到了达赖方面日甚一日的逼迫。

1915年噶厦在后藏设立基宗(相当于内地的行政专员公署),是事件恶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基宗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溪外,也管辖班禅所属宗溪,这是班禅难以接受的。基宗设立以后,即向班禅所属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与乌拉。特别是噶厦要班禅辖区的百姓每年承担25的军粮(为1万克,约合28万斤),这是班禅辖区的人等不能接受,也是承担不起的。此事使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1916年班禅写信给达赖,申述扎寺之苦,要求面谈,达赖提议次年在见面;而到了1917年达赖又宣布要“闭关坐静”三年,期间不见任何人。1919年春班禅到拉萨见达赖,“拉萨政府极力用税务一件事压迫他,他们认为班禅欠拉萨政府的税太多了。班禅说达赖喇嘛的大臣,将对他不利,当他最近到拉萨时候,在他同拉萨政府中间,只能得到问题的暂告解决。这时,他似乎很觉失望,我也没法安慰他。他表示他绝无力量可以供给拉萨政府所苛索的税,因为他管理的藏省,断难筹出这样大的款项。”(《班禅额尔德尼传》援引英人麦克唐纳《旅藏二十年》的记载)

《达赖喇嘛传》载,1920年10月,“为了征收羊毛、牛尾、羊皮和食盐的税收问题,扎什伦布寺派了仲苏堪穹噶热巴罗桑才仁、大业仓仁木细团康、小仲译当青罗桑坚赞(即王乐阶)、列赞巴同吉明马团柱、列赞巴札门团柱等人前来拉萨,与噶厦进行谈判,要求免征,噶厦不予接受,谈判遂告中止。”次年,“噶厦成立军粮局【注: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当时地方政府正在扩充军队,因军粮不足,噶厦决定增加粮食征收,并成立了征粮检查局——‘包细勒空’。十三世达赖喇嘛直接任命罗桑丹穷秘书长和我父亲为这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按照规定,包细勒空增加征收的对象和范围是:西藏的贵族世家、历代达赖家族、地方政府官员及寺庙领地以各种不合法方式获取的土地;另外,任命噶伦、代本职位时特意封赐的庄园;虽占有庄园但尚未在地方政府中任职的贵族。这一办法的实施,一般大的贵族所要缴纳的粮食达到四五千克,较小的贵族也不少于数百克。到十三世达赖晚年时期,征收的粮食已装满了地方政府所有仓库”,载《西藏文史资料》第二辑。】,达赖任命大仲译罗桑丹将、孜本龙夏二人负责,分配和征收全藏的军粮,……更引起了班禅方面的不满。是年十月,班禅又派大仲译德来康萨、大马官德来热登二人前来拉萨,向噶厦要求免征军粮,噶厦又未予接受。”“班禅逃走以后,达赖……委派古觉大堪布罗桑丹增为扎寺札萨喇嘛,代替班禅管理政教两务。札萨喇嘛的任务是:(一)负责征收班禅辖区金银粮食,以供给佛前供养与寺僧口粮;(二)负责扎寺所属各宗、各谿卡百姓的乌拉分配与使用;(三)负责向扎寺辖区征收附加的军粮和羊毛食盐等税收,交噶厦以供军需。”达赖又派了五人协助扎萨喇嘛,分别掌管扎寺各宗政权和寺内政教事务。(第271-273)

“为解决上述扩充藏军、建立工厂、邮政、学校、银行等所需财政开支,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规定了对羊毛、食盐、皮革等新的征税制度。新税制引起了噶厦与寺庙之间的关系恶化,特别是与班禅属下扎什伦布寺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因为自清朝起班禅辖区负担税款和土地税,对噶厦并不负担任何大的交税任务,西藏西藏地方政府为了使扎什伦布寺拉章的辖区同达赖辖区一样服从统治,于藏历木虎(1914)年,在日喀则增设后藏总管,……总管后藏16宗,班禅所辖宗谿全包括在内,从各宗征收羊毛、皮革、食盐等税款,并于铁鸡(1921)年新建军饷局,下令扎什伦布寺每年交纳1万克青稞作为军饷”(《西藏通史》第931页)。

唐景福认为,十三世达赖推行新政是导致两大集团之间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有英国人在噶厦上层人员中挑起达赖对班禅的猜忌,而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迫使班禅就范,从而使两大活佛系统间的矛盾日趋恶化。”直接触发因素作者认为是两点:一是1915年达赖设立日喀则基宗,任命僧官罗桑团柱、俗官木霞为负责人,插手管理扎寺所管区域;向扎寺所属百姓派征税赋,干涉扎寺内部事务。二是1923年扎寺官员在拉萨以“亲汉”罪名被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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