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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事件检讨

日期:2010年08月16日19:12 点击数:

事件的最初起因

西藏现代期的到来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起点,随后到来的是又一段模糊的时间段,以英属印度1888年第一次侵藏开始,西藏“现代”标识给人的感觉才变得明朗起来。

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开始取得控制权,是为西藏进入“现代”的一条隐线。【注:17、18世纪先后有5批西方传教士履及西藏,但均无果而终,未对西藏社会变化产生实质性影响。】1772年东印度公司侵入不丹,利用第六世班禅喇嘛具间调停的机会,于次年派员进入西藏,试图打开与西藏的贸易关系,无果而返;是为英国势力插手西藏的开端。此后,又作出过多次尝试。1814年英国发动对尼泊尔(同中国有着纳贡关系)的战争,开始取得对尼泊尔的控制权,直邻西藏;以武力开辟与西藏的通道的政策实施。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也开始觊觎西藏。在“风雨欲来”的形势中,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廷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了对尼泊尔商人、克什米尔商人到藏的限制条款,由不丹、哲孟雄到拉萨朝佛等事的人员,要进行呈报,其返回或西藏人员外出同样办理。国家对西藏地区的对外政策开始收缩,西藏现代期也就这样在18世纪末期悄然开始。

作为一个过程,延续至今的西藏历史仍在实践着“现代”这一庞大的主题,并可以分出若干鲜明的阶段来,各个阶段无论在关注的重点、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上,区别甚大,不过仍然存在一些或隐或显的前后联系。本人所论即如是。

九世班禅出走事件可观察到的起因,一般的看法从十三世达赖第二次出走印度后发生的种种变故而致;实际上,远比这早,与清末国内危像纷生以及西藏地方政治上的变故有着直接的联系,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欺凌与瓜分,在甲午战争之后走向极点,衰败腐朽的清王朝已是大厦将倾。1895年达赖亲政,此时前后藏之间的不和已经出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四川总督鹿传霖的奏疏中即言,“后藏班禅素与达赖不睦”【注: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015页。】。但这种不和的显性化则应该是20世纪初英印军队侵入西藏、达赖第一次出走内地后。

此时的西藏地方,经过第穆事件(1899年),十三世达赖全面掌握地方政事的主导权,这是继五世达赖、七世达赖之后又一位真正掌握西藏地方政权的达赖喇嘛,七世达赖之后,多位达赖年幼即逝,真正掌握地方大权的实际上是摄政。在那种国势不振、外强窥视的时期,十三世达赖作为有雄心的领导人,其对于西藏地方各方面事情的考虑,远远超出了当时地方官僚层的目光;也正因为处于非常时期,其所作所为也给了世人一个复杂的形象。

经过多年的经营,到20世纪初,英印开始对于第一次侵藏战争后所订之“中英藏印条约”的“未能切实实行”感到不满,也因为对于其在西藏获得的“利益”不满足,试图强化他们的影响,将西藏纳入到大英帝国所能控制的范围,并且还要通过西藏问题来与沙俄对抗,于是1904年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

1903年冬,英军侵入岗巴宗后,噶厦向扎寺拉让下令,抗击侵入岗巴地区(扎寺所辖)的英军。扎寺拉让派代表与英军交涉,英军答应撤退。但1904年英军又从亚东侵入西藏,噶厦怀疑其中扎寺拉让与英军有某种阴谋,而对班禅产生不满。黎吉生的《西藏简史》就这样认为,“扎什伦布的独立态度(指相对于前藏的、寻求在行政上自主权)见于1903年派一位高级僧官到康巴宗去见荣赫鹏。虽然他的目的和达赖喇嘛一样,是劝英国人撤退,但他表示了和达赖喇嘛不同的态度;达赖喇嘛既不答复信件也不派任何像样的代表去见荣赫鹏。”

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前,达赖出走内地。1904年8月26日清廷上谕同意驻藏大臣有泰的意见,革去达赖名号,由班禅暂摄西藏地方政事。班禅为维护与达赖的关系,从扎寺给有泰回函,拒绝了此事:“后藏为紧要之区,地方公事需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西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3月,《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89页。】随后于1905年发生了九世班禅受胁迫赴印度事件,前藏对后藏的猜疑更甚。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1906年1月7日)张荫棠致外部电中谈到,“英深知班禅与达赖不睦,怂令班禅回藏,滋生事端,英藉保护进兵,则全藏危矣。若待变象已见,即百计补救亦属无济。”张荫棠十二月二十一日(1月15日)在“致外部电述印政府煽惑班禅情形”中说,“印报载印政府遣班禅先回后藏,再赴拉萨,胁令藏番拥立班禅为达赖喇嘛,如达赖回藏,决意不认等语。迭经韩税司密探大致,与十月东电(按即十月初二电:闻印政府乘达赖未回,遣人入藏诱班禅来印,藉迎英储为名,实密谋废达赖图藏)相同。英既不认我主权,又诱班禅请英保护,一旦有变,英必有宣布归英保护及代理政权等事,不可不虑。此时我能在藏先树主权,英人万无开衅之理。”实际上,这也正是英印企图挟制班禅以图西藏内乱而从中渔利的打算。

虽然班禅有意维护与达赖和好的关系,但英人对前后藏有所“区别”的举动却对班禅拉让的官员们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在文献之中也有证明,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曾多有言及,1906年11月9日致外部电中说,“然班禅与达赖仇隙已深,班禅久堕英煽惑术中,难保达赖回藏时不藉端挑衅,而英即乘机坐收渔人之利。昨班禅札萨克来见,语次颇有大志,恃英庇不讳。”1907年2月6日电称,班禅“开春后拟亲赴北京援案吁请陛见,……商上闻班禅请陛见,集议数日,二十一日商上等来称众议。令达赖于班禅未到之先速行入觐云。棠查班禅素与达赖不睦,班禅所享权利皆由达赖赐给。达赖事败后,虽经有泰派班禅兼管藏事,亦不敢到拉萨接任,一切政权仍在达赖替身四噶布伦手。班禅到印京见英储后,志常鞅鞅,恃英援欲与达赖争权。英哄班禅立为印度等处黄教之主,意实图并春丕及后藏一带之地。棠虑达赖回藏后,英人从中调唆构乱,坐收渔人之利。前月班禅两次派员来谒,要求达赖赐伊以喀木湖前辈班禅降生之地,棠唯谕以朝廷恩德,当弃小嫌,同心以御外侮,不宜争私利而分畛域”。三十四年九月“上外部条陈招待达赖事宜说帖”,“及棠奉命入藏,道经江孜,班禅差扎萨克来迎。谈次,微露班禅有欲代理达赖之意。棠于是乘机即令转劝班禅呈请来京陛见。此当时噶布伦颇为惊惶,以为班禅来京后达赖必致失位,是以情急,乃电商达赖亦援请陛见。”【注:《清代藏事奏牍》第1304、1305、1314、1325-1326、1444页。】

班禅方面至少是扎寺官员中已经出现的造成失和的苗头应该是清楚的,这也成为许多人士谈到这段历史时常提到的一个原因,双方多指责对方(达赖和班禅)为“小人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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