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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的又一批档案见证

日期:2019年10月22日10:11 点击数:

车明怀

档案是最具说服力的历史记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陆续整理、公布了一部分历史档案,先后公布出版了《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西藏历史档案丛编》《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等由藏、汉、满、蒙文记录的多种历史档案,并相继展出了一批体现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有效管理的实物、公文、出版物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信件、绘画、历史材料等。这些已经公布的档案、实物、图文材料客观地记录了元、明、清、民国时期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施政举措,有些各民族交流交往的图文材料甚至上溯到唐宋时期。各种档案、实物、材料的陆续公诸于世,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藏历史上的主权归属特别是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管理情况。随着档案的深入挖掘和陆续整理,不同文种的历史档案陆续地浮现出来。2014年,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国家档案馆的大力支持下,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组织、邀请区内外汉、藏、蒙、锡伯等民族的专家学者对保存于本馆几百年的蒙、满文历史档案进行集中整理与翻译,历经五个寒暑,终于将跨度达604年的1394件历史档案整理、修复并影印、翻译出版。这批蒙满文历史档案的公布于世,使一部分尘封于蒙满文记忆中的历史展现于当下,体现出其深刻的政治价值与历史价值。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于现西藏区域内的政权或建立密切的舅甥关系,或进行着有效的管理。西藏自元朝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以来,历代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西藏地方的治理,努力地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元朝之后,历代中央政府均在西藏设有管理机构、制定章程或派员进藏督办;西藏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定及其行政机构的设置和僧俗官员的任免、升降、奖罚、官阶品级皆听命于中央,西藏地方无权擅自独专。每当西藏地方出现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内乱或教派之间甚至教派内部的严重冲突时,都是由中央政府采取措施予以平息。西藏地方举凡涉及军事、外交等重大事宜,皆由中央政府统一处理。

1229年,成吉思汗的继位人窝阔台将甘、青藏族地区作为封地划归其子阔端。1240年,阔端传檄西藏。萨迦派首领萨班·贡噶坚赞(简称萨班)与各地政教首领商定,遵照阔端的邀请,携其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于1246年北行凉州(今甘肃武威)与阔端面议西藏归顺事宜,并于1247年议定西藏归顺阔端所辖区域,确定西藏由萨迦政权代其具体管理。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蒙哥汗后即大汗位,继之建立元朝。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帝师兼领全国佛教和藏区事务的宣政院。元朝确定宣政院所辖之藏区为全国十二行省之一,并在西藏设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多次派员赴藏清查户口,划分卫藏地方为十三万户,万户长以上的重要官员均经宣政院或帝师提名,呈皇帝委任。元朝在西藏驻军、划区设治、委任官员、设立税制、建立驿站、审案平叛。皇帝对所辖区域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西藏地区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使西藏地方内部社会政治统一于朝廷,推动了西藏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奠定了西藏向前发展的政治基础。公元1354年(元顺帝至正十四年),掌管西藏地方政权的萨迦派为噶举派所取代。噶举派的帕竹地方政权首领强曲坚赞派人向元顺帝请封,元顺帝封强曲坚赞为“大司徒”,命他掌管西藏地方事务。至此西藏地方建立了在某一教派支持下的第司摄政的世俗政权。此次公布的西藏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也正是在元朝中后期萨迦政权衰微,噶举派支持的帕竹政权崛起之际的部分内容。尽管所公布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档案只有四件,然足以说明元朝对西藏有效管理的情况。

在所公布的元代档案中,体现出皇帝对西藏管理的绝对权威。如:也孙铁木儿皇帝(泰定帝)1324年颁给类乌齐寺僧众的谕旨,就历数“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颜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硕德八剌皇帝”等历任皇帝所颁谕旨,强调在该寺院“使臣不得下榻,不得向他们(寺院)索取铺马、衹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在他们那里饲养牛马和猎兽”等,同时也告诫“僧众不得因持有谕旨而做无理的事。”又如:1328年也孙铁木儿在去世前还发出任命斡色坚赞为地方税务官的谕旨,要求他“完成一切差发、站户、军户的地税、商税等方面的事宜,”并向他“颁发了大牌和玺书”等 。即使到了元朝末年的1362年,元朝已经面临着多路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元顺帝还向朵甘思宣慰司所辖的昌都一带发出任命招讨司招讨使的谕旨,“兹委任云丹坚赞为察翁格奔不地方招讨司招讨使,以监督完成一切差发、站户、军户的地税、商税的征收等诸项事宜。”可见,元朝即使到了末期政权不稳的时候,仍在牢牢地行使着对西藏的管理。

在这批蒙满文历史档案中, 蒙满藏文合璧、满汉文合璧的档案较多,单列蒙文档案也较为丰富,还有一部分为满文、托忒文档案,其中主要部分是体现清代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反映了有清以来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具体情况。公元17世纪中叶,清朝入关取代了明朝,并很快确立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各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清政府采取刚柔相济、怀远羁縻、因俗而治、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抬高西藏格鲁教派的地位,以利用其在蒙藏地区的巨大影响,尽速建立对蒙古、西藏的统治。1652年,清廷邀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进京,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颁赐金册金印,其后,历世达赖喇嘛均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建立了以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联合管理的甘丹颇章政权。五世达赖将清朝皇帝敕封的名号和权利写成遗嘱,书于布达拉宫东面德央厦平台的三驾楼梯上方南侧的墙壁上,并按有五世达赖的双手掌印,以示永世不忘朝廷的恩典。1713年,康熙皇帝又册封五世班禅额尔德尼,颁赐金印金册。由此确定了中央政府册封班禅额尔德尼的制度。1720年,康熙皇帝以书有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 的金字寿牌颁予七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将寿牌供奉在布达拉宫顶层的殊胜三地殿中。后来,清廷又赐乾隆皇帝画像,画像挂在金字寿牌上方。每年藏历正月初一,达赖喇嘛都要率众僧俗官员向皇帝寿牌叩拜。这种礼仪后来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定制。

十八世纪前期,西藏先后发生了准噶尔乱藏和噶伦阿尔布巴杀害首席噶伦康济鼐的内乱,朝廷每次都动用多路兵马入藏平乱,并相继制定强化对西藏管理的措施。平定阿尔布巴祸乱之后,朝廷决定设驻藏大臣常驻拉萨,监督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加封平乱有功的颇罗鼐为郡王具体秉政;留驻朝廷军队2000人归驻藏大臣指挥。1728年,作为善后措施之一,清廷决定将日喀则以西的拉孜、昂仁、彭措林三个宗和若干谿卡划归班禅的扎什伦布寺拉章管理,确定了延续至今的川、滇、青、甘藏族聚居地区和西藏地方各自的管理范围。1751年,乾隆皇帝鉴于藏内发生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图谋叛乱以及其党徒杀害驻藏大臣的恶性事件,遂取消郡王独秉藏政制度,正式授命七世达赖喇嘛兼理藏政,设立噶厦处理日常政务,设僧俗噶伦四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更趋规范化和制度化。公元1792年,朝廷派福康安率清军入藏反击廓尔喀的入侵,稳定了西藏的局势并颁发《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等地位平等;噶伦等重要官员出缺,由驻藏大臣和达赖提名,呈报皇帝选择任命;西藏的涉外事宜统由驻藏大臣处理;西藏的赋税和政府收入统归驻藏大臣审核与安排;仿照内地各省,在西藏就地铸造钱币;指定外商来藏贸易通行的关卡,严格对出入边境人员的管理;制定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并确定各寺活佛、喇嘛的俸银发放数目等等。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政体、人事制度、边务、赋徭、贸易、币制、驻军、寺庙管理等各个方面制定出系统完整的规章,强化了对西藏的管理。从九世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每个灵童转世及坐床,均经皇帝降旨批准。驻藏大臣宣读圣旨时,灵童都要向东方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拜谢皇恩。

清朝后期,西藏多次遭受帝国主义的入侵,但朝廷制定的各项典章、制度,依然在西藏有效地推行,驻藏大臣和清军仍不断被派驻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大政务仍须禀报朝廷。1906年,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赴藏查办藏事;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奉旨到北京朝觐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奏报英国侵藏等情况。驻藏大臣联豫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还在拉萨管理政务。

蒙满文档案通过选录250件清代皇帝诏书、21件皇帝上谕、44件中央政府有关机构及官员文书,明确地记录了200多年来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情况,内容涵盖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1651年顺治皇帝致班禅呼图克图敕书就有“期待龙年孟秋月与(五世)达赖喇嘛会晤。……望(班禅)喇嘛尔敦请达赖喇嘛启程”的谕旨。又如康熙皇帝致五世班禅的敕书对准噶尔祸乱西藏的情况有清楚的明示,即“策妄阿拉布坦无端潜派兵丁诛杀拉藏汗,毁坏寺庙,驱散僧众,杀害尔所信赖之二位沙毕,贻误僧人学经,扰累图伯特百姓……朕特遣皇子大将军王率大军,征伐准噶尔贼,拯救图伯特百姓……。”再如乾隆皇帝颁赐办理噶伦事务公班第达敕书就“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卓尼罗布藏扎西围堵大臣衙署纵火……令尔办理噶伦事务,并遣驻藏大臣,又派四川总督策凌等,前往办理搜捕余党及宣慰藏众等事……”,旨意明确,指向清楚。还有乾隆皇帝就解决廓尔喀侵藏遗患致八世达赖喇嘛敕书,用较大篇幅分析事件发生之原因,明确解决之办法,“究此次廓尔喀滋事,沙玛尔巴因贪欲前辈班禅额尔德尼之财物心怀恶意,唆使廓尔喀抢夺扎什伦布寺……。现已订立章程。嗣后阖藏僧俗人等可安逸生活……”等。再有档案中载明内阁军机处所拟接待十三世达赖喇嘛之礼仪及其办法,其中有“(十三世)达赖喇嘛抵京之日,皇太后、圣主(指光绪皇帝)赏给鞍马、绸缎、银两等件。由理藩部,请旨定期,召见达赖喇嘛。先期在黄寺习礼。陛见之日,达赖喇嘛进殿门,圣主起立,达赖喇嘛恭请圣安,并叩谢恩赏,圣主站立受拜,问候。在宝座侧,设一矮床,为达赖喇嘛座。圣主升座,宣温谕,赐达赖喇嘛座,赐茶……”等,此礼仪充分反映了地方首领与朝廷皇帝的从属关系,更体现出中央政府对地方管理的严格规制。

历史上,凡是朝廷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会传谕各个地方。这次蒙满文档案最具共性的表现就是清朝皇帝针对全国的诏书同时也发往西藏,这就有别于以往所公布的只有涉藏的诏谕才发往西藏的历史档案,充分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在重大事件上必须辖地一体知晓、并发诏谕的国策。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公布的馆藏皇帝诏书,既是皇帝为国家大事布告天下臣民的重要文书,又是朝廷对全国各地施行德政教化的一种形式,这对于向边疆民族地区传布治理国政、忠君爱民的观念、意识有着直接的作用。比如,馆藏的由满蒙藏文书写的康熙皇帝遗诏就将这一观念和意识表现得清晰明白:“今朕年届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朕凉德之所致也。历观史册,自黄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崇尚无为清净自持乎!”在这则遗诏中,康熙皇帝追述历代先辈治理天下之功绩,同时也传达了为君之道,道出了有为之帝王的甘苦,特别突出了自黄帝以来几千年中华道统的一脉相承,既符合儒家思想,又不失致治之道。将此遗诏颁布于边疆民族地区的西藏,也向民族地区的政教人物道出了治理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必须君臣一心,共克时艰,效仿历代先贤行治国理政之道的历史经验。

在清朝皇帝的蒙满文诏书中,有一件单独用蒙古文书写并保存于西藏档案馆的乾隆皇帝诏书,这件《平定回部颁中外诏》以非常严厉的措辞揭露南疆大小和卓辜负朝廷恩德,昭告世人朝廷不得已方才用兵的实情。诏曰:“朕寅绍丕基,统御方夏,勤求莫释,怀保时殷。总期九域之胥安,罔有一隅之失所。若乃武功之耆定,遐裔敉宁。奷厥渠魁,靖数载未诛之寇;疆以戎索,开万古未辟之区。斯声教益溥于要荒,将惠恺愈覃于海宇……。逆酋大和卓木不拉呢敦,小和卓霍集占者,本属回部渠酋,向为准夷拘鸷。我师平定伊犁时,特出诸禁系,俾长乃穴巢。讵期曾不逾时,转行反噬,是以不得已而申讨……。”

那么,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何以作为朝廷的既定国策而颁诏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各地呢?1757年,(即清乾隆二十二年)新疆回部伊斯兰教首领霍集占兄弟在南疆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朝廷不得已派兵平乱。大小和卓本是我国新疆历史上两位著名的伊斯兰教首领,大小和卓指新疆喀什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玛罕木特的长子波罗尼都(诏书中为“木不拉呢敦”)及幼子霍集占。早在1755年,清军在平息准噶尔叛乱中将被准部长期囚禁的兄弟俩解救,并派波罗尼都招抚天山南路各城回部。时隔不久,大小和卓兄弟乘机控制了喀什噶尔、叶尔羌(今新疆莎车)等地。他们不仅不回报朝廷解救之恩德,反而在1757年诱杀清军副都统阿敏道发动叛乱,迫使朝廷不得不发兵征讨。1759年,大小和卓兵败西逃时被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擒杀,叛乱遂平,清廷趁势设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各部,设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管理回部。

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标志着清代稳定全国的战事基本结束,此役之后,新疆六十多年中没有发生大的动乱,我国的疆域之辽阔也达于极盛期。朝廷之所以将乾隆皇帝的诏书用蒙古文发往包括西藏在内的各地方,是诏告全国此事件为“历稽往牒,实旷古所未闻;自抚貌躬,益寸衷之增惕”,也进而从侧面对刚刚平息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不久的西藏起到警示作用,告诫驻藏大臣及西藏上层政教人士要居安思危,谨慎勤劳于藏事。

在公布的馆藏蒙满文档案中,还有一件用蒙文发往全国各地的《宣统皇帝即位诏书》,诏书历数“世祖奠定神州,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圣圣相承,功崇德茂。逮我大行皇帝,临御天下,三十有四年。宵衣旰食,勤求治理……。抚绥区夏,维新政治,中外同欽。方期景祚延洪,及时布宪,迺圣躬弗豫,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龙驭上宾。欽奉遗诏,衹遵大行太皇太后懿旨,以朕承继穆宗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入承大统……。于十一月初九日,衹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宣紫綍以颁恩。” 在颁向全国的恩诏中,有几条适用于全国民生的谕旨:“(1)天下之本农为重,各府州县,果有勤于耕种,务本力作者,地方官不时嘉奖,以示鼓励 。(2)军民年七十以上,著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九品顶戴。九十以上者,给与八品顶戴。百岁以上者,给与七品顶戴。一百二十岁以上者,给与六品顶戴。百岁至一百二十岁以上者,均仍题名,给与建坊银两。(3)各处养济院,所有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以时养赡,无致失所。”这篇颁向全国的恩诏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情况下虽然有过度自我标榜之嫌,但其涉及到民生的这几条,也可体现清朝廷在困危之局中尚未忘掉体恤民瘼的一面,将恩诏以蒙古文颁行西藏,也能反映出清王朝当时对处于边疆地区的各民族一体同仁的挂怀。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都体现出其时代的特点。元朝委派国师帝师处理藏事,静安则恩泽百姓,遇乱则派兵讨逆;明朝采取“多封众建,召抚众王”等举措安抚藏地。及至清朝,西藏与全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清王朝对西藏的具体治理,除在西部采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宗教安抚外,主要是委派驻藏大臣与当地政教首领精诚团结,同心协力处理好藏内政教要务,不辜负朝廷的期望和西藏各族百姓对安定生活的渴求。

驻藏大臣制度是清王朝在总结了历代王朝治藏得失后根据当时的治边情况而制定的。清朝初期,先是蒙古和硕特部与当地格鲁派宗教首领共同处理藏事,后来两种势力反目刀兵相向,战乱将西藏各族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至此关键时期,朝廷加强对西藏的治理。在初始摸索阶段,康熙皇帝采取“乱则声讨,治则扶绥”及“惟愿帝土之人,咸跻雍和,共享安乐”治藏之策。拉藏汗与第巴桑吉嘉措冲突之后,朝廷先后三次派员进藏处理乱局,特别是侍郎赫寿1709年到藏任职,首开朝廷官员长期驻藏之先河。而准格尔祸乱西藏,荼毒百姓,促使朝廷下决心加强对西藏地方直接管理,1723年3月、l725年11月,清政府先后派遣鄂赖、鄂齐、班第等人赴藏办事,处理善后,查考藏情。1727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制度。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一改元到清初的400多年对西藏主要委任地方势力管理的治藏政策,翻开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新的一页,开始了驻藏大臣商地方政教首领共理藏政的时代。

关于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具体活动情况以及西藏政教首领的咨文、奏折,在公布的蒙满文档案中总计有162件,其中包含着署理藏政的各个方面。

关于巡逻、撤并卡伦方面。清代前期为防范准噶尔侵扰,在北部和西部设置了许多处卡伦,驻藏大臣对卡伦的巡防、安全直接负责,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向朝廷奏报是否裁撤。在蒙满文档案里,有许多件涉及这些方面的档案。如《驻藏大臣为严饬卡伦加强巡逻防范事致扎萨克台吉旺堆咨文》内称:“严饬卡伦防范事。查得,木什扎尔堪、琫哈里莫尔、阿哈扎克、顺图呼尔等地,皆为通往准噶尔之要道,故今年多派人驻卡。为巡逻此等地方之卡哨,以尔为有经验之旧人而荐之,故尔于本月十五日出发前往巡逻。此次巡逻,务必一一依次查看,亲到展卡近边巡逻,严加晓谕卡哨头人等。今年不能与往年比,如遇小雪,不得撤回,遇到特大降雪,万不得已,方可撤回。哨卡日夜严加防范,不得丝毫有误,尔务必遵行我等指令,不得有违。”还有一件为《驻藏大臣伍弥泰为巡视哨卡事宜致噶伦文书》内称“驻西召总办事务将军伯伍弥泰所上奏撤退设置卫藏周围泽拉沙木等十三座卡伦一事,由军机处奉命议复奏称,今正在进军处置叶尔羌、喀什噶尔回回,叶尔羌、喀什噶尔地方也通往卫藏地方,由此分散逃出回回从那里逃跑未可知,所以暂停撤退此类卡伦……,办理完毕叶尔羌、喀什噶尔回回事定之后,应当合适时机奏请撤退……。自藏北地方边缘以西阿里地方起到东边哈拉乌苏泽拉沙木等十三座卡伦,自古为防御准噶尔而设置,今从伊犁、叶尔羌喀什噶尔到巴达克山,都虔诚归附圣主仁化,各自相安无事,享福生业,与内地无异,确实似乎不用如同先前那样按照旧例设置……。因此我等微臣(指与噶伦)共同商议,今后永远停止在鲁都克、察木、阿克藏、腾格里诺尔等地方设置卡伦住人,交给本地第巴、总管等,切实严加巡查。木斯扎尔根、崩哈里玛尔、阿克雅克等地方卡伦也永远停止住人,每年选出各一个栋库尔、达木蒙古官吏,带领几个人,又长草时派遣巡查。”

关于人事任免方面。蒙满文档案中的驻藏大臣文书有许多涉及到人事任免的内容,如《驻藏大臣为补授理藩院员外郎事致第穆呼图克图及诸噶伦文书》、《驻藏大臣为任免驻藏大臣事致第穆呼图克图及诸噶伦文书》、《驻藏大臣为噶伦贡嘎丹津病故谕令由伊子袭公爵等事致第穆呼图克图及诸噶伦文书》、《驻藏大臣请将前世济咙呼图克图侄子扎木巴垂喇克为商卓特巴事致第穆呼图克图及诸噶伦文书》等。其中有一件《驻藏大臣为噶伦噶勒藏云丹请求解任未获批准事致第穆呼图克图文书》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驻藏大臣在任免西藏地方官员方面的权威。文书先是列出僧职噶伦噶勒藏云丹向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的请求:“因蔽僧多年随从阿莱喇嘛,圣主大皇帝施恩赐蔽僧以达尔罕号。扎萨克喇嘛噶伦尼玛因病去世后,大臣等与第穆呼图克图商议,授我为噶伦职,实为感戴至极。至今办理噶伦事务已经过六年。现蔽僧年龄已六十岁,身体不佳,加之疾病,行动不便,因身心疲劳,难以继续办理公务,唯恐辜负皇帝之恩。如蒙皇上俞允解任蔽僧之噶伦职后,蔽僧专为诵经祈祷圣主、达赖喇嘛金座之永固。蔽僧甥男罗卜藏格勒克,年壮,通晓经文,现为达赖喇嘛的贴身堪布。禀报大臣处恭请代奏将蔽僧之达尔罕号转赐予甥男。”紧接着就是第穆呼图克图对噶勒藏云丹的评价及其意见:“窃思,达尔罕堪布噶勒藏云丹,人好,一直秉公办理事务。今他年老又有疾病,情愿解去噶伦之职。能否将达尔罕号赐予其甥男之事恭请大臣处代奏圣主睿鉴。”而后则是驻藏大臣的最后决定,即“扎萨克喇嘛噶伦噶勒藏云丹借年老之口呈文请求解任其噶伦职。惟噶伦职办理事务关系重大,今虽说六十岁,身体尚属康健,并非染病不能行动。再加上公班第达众人还办理事务,著噶勒藏云丹养好身体,再办理事务对公务更为有益。如至确属不能办理公务时,再呈文解任亦不晚。”驻藏大臣在是否批准噶伦噶勒藏云丹的解任请求中起到了最终决定作用。

关于经济钱粮方面。驻藏大臣在涉及兵民钱粮用度上,高度重视而又用心明细,这在档案中有明晰的体现。如在《为西藏驿站设置粮仓及籴粮事》中,驻藏大臣根据朝廷旨意,要求察木多近地川藏交界处某驿站“尊奉训谕,一体筹备,日久集多,酌情定量,各付辖下管粮官弁,结合地方情形,解除谷粮、青稞及小麦,按照各地粮价,每年籴除五六百石。俟籴满两千石,设法发陈纳新,以免霉烂。査核数处,现在兵额有定(指川藏交界处驿站),不可照西藏例办理,相宜交付该处第巴、土司等,每隔两三年轮换一次。又付,驻藏大臣该管,众官留心观察,若有不肖之徒低价籴入、勒索强买、中饱私囊等弊,即行参奏,严办治罪。由此不仅西藏驿道筹备有处,弥补军用,军容亦得可观。另外,籴米价银及建造库房所需银两,先有驿费动支,秉实解算报销,以免欺瞒……。察木多以西那曲两地驿库所处钱粮及每年籴入(拟可参照)……。”此件档案不仅记载了驻藏大臣对各驿站使用钱粮的监管责任,也可根据存粮数计算出当时西藏每个驿站所驻有的朝廷派遣的兵丁。再如《驻藏大臣为严禁至打箭炉地方使用劣质银币流通事致噶伦公班第达文书》,引用四川总督咨文称:“至今奸诈匠人图利制作的四五种银币,或将法定银币熔化,或将优质银币打摧,做成劣质银币使用,着永为停止。如亦然有制造劣质银币者,流放至烟瘴之地。今命将打箭炉地方的劣质银币限期收集摧毁在制造十分优质银币,使以流通。恭请谘行驻藏大臣等,再转各噶伦,交付各地第巴、呼图克图知晓,往后唐古特商人不得带劣质银币至打箭炉使用。”此档案透露出当时西藏流通的银币十分混乱,由内部不法匠人制造的和廓尔喀流进来的劣质银币已经扰乱了西藏到打箭炉沿途的市场,故四川总督谘行驻藏大臣,驻藏大臣又致噶伦公班第达责令各地第巴、呼图克图严加监管。此外,一些档案还记载了驻藏大臣为筹措钱粮之事请求乾隆皇帝“俞允圣主施以天恩,”延期两年交付钱粮款的奏请,也有赈济地方、布施寺庙所需钱粮物品的记录。

在所公布的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官员文书中,多次出现地方政教首领通过驻藏大臣叩谢皇恩的情况,有些已成为后世效法和传习的楷模。如蒙古文档案所记载的《贝勒颇罗鼐为谢恩事呈乾隆皇帝奏折》,内称“小人颇罗鼐我率噶伦、第巴、仲科,侍卫、迎接敕书,迎接布达拉宫,达喇嘛、主事等授达赖喇嘛以敕书。继而赐予我大行皇帝曼殊室利大圣主之衣帽,小人颇罗鼐我高举并供奉,叩谢天恩而受之。小人我一见即不胜忧伤,每每思之,哀怨不止。小人颇罗鼐我谨思,我本为一微小台吉,大行皇帝曼殊室利大圣主再三降下天高地厚之隆恩,封我为贝勒,分别封我弟与子为公、扎萨克头等台吉。此等无边隆恩,我父子未报万一。大行皇帝恩养我父子,(故)感戴养育隆恩……。今大圣主一经即位,便降隆恩,赐予我敕书、缎子、玻璃、瓷器等物,小人颇罗鼐我不胜欣喜,而且图伯特之众闻之,而无不欢欣雀跃者。为圣上万寿无疆,我等向三宝虔诚祷告诵经。为大圣主之诸事,我父子尽其所能,图报万一。愿将弘扬西天佛法,恩养众生之仁慈善旨不断降下于我等头顶上。”

还有一件首次公布的蒙古文档案《(八世)达赖喇嘛奏为颁给金奔巴瓶一事谢恩折》,此谢恩折显然产生于朝廷驱逐廓尔喀之后,清朝廷鉴于以往西藏遴选活佛多用吹忠降神,受人指使,指认的转世灵童大多出自一族而引起权利之争,乃致因沙玛尔巴与仲巴活佛争夺六世班禅遗产发生唆使廓尔喀入侵西藏、抢掠焚烧扎什伦布寺恶性事件。乾隆皇帝对此高度重视,派大将福康安率兵驱逐廓尔喀并总结几十年来的治藏经验,形成《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规定以后达赖、班禅和藏区各地活佛寻访的“灵童”认可,须由驻藏大臣主持,将他们的名字、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书于签牌上,放至“金奔巴瓶”内掣签后报请清中央政府正式认定。八世达赖喇嘛的谢恩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谢恩折历数西藏大清崇德七年(1642年)以来历代圣主对西藏的恩德及平乱致治的功绩,真诚叩谢乾隆皇帝赐予金奔巴瓶。谢恩折内称“承奉圣主高厚鸿恩,万无报答。欽惟,我大清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厄鲁特固始汗一同派遣使者进贡以来,世受恩养。后因固始汗二世孙拉藏汗,被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所害,藏地彻底为准噶尔所居。康熙五十九年,大将军王率靖逆将军延信,一同带领军队由青海攻入,平定伊等,再请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坐床于布达拉宫,藏地始得安居乐业。后因拉藏汗女婿康济鼐立功,封为贝勒,旋遭噶伦阿尔布巴所害 ……。雍正五年,(朝廷)大兵斩除阿尔布巴,藏地重又安居乐业。其后,郡王颇罗鼐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王爵,骄奢悖乱,悖欺达赖喇嘛,扰累唐古特众,潜怀不轨,于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见杀,奉旨削去西藏王爵,凡事悉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议办理。由是藏内始定,安居乐业。(大皇帝)又念唐古特众罹准噶尔之患,几近失所,又派大军平定廓尔喀,练兵备患,边境永宁,藏地久享太平之福。此皆大皇帝加鸿恩所致,理应无时不可忘记。今又奉谕颁给金奔巴瓶,掣签以定转世灵童,实为剔除‘寻求乱指’等情弊,(此)圣意深远。”可见,此谢恩折对朝廷制定金瓶掣签规制用于活佛转世是发自肺腑的感恩,所以,当朝廷派大臣惠伦等人将金奔巴瓶送到拉萨时,八世达赖喇嘛早早下山,到大昭寺等候。并派出喇嘛,各执香花、幡幢,引导福康安与惠伦等人,将金奔巴瓶送到大昭寺主殿上,供奉在宗喀巴像前。达赖喇嘛领着僧众,念经祈祷,十分虔诚。“达赖喇嘛等欢心感颂情形见于辞色,所有供奉金奔巴瓶缘由除惠伦自行具奏,达赖喇嘛呈递谢恩哈达一方,佛一尊……。”这些历史档案形象地反映了八世达赖喇嘛当时对皇帝颁赐金奔巴瓶的感激之情。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档案又是最具说服力的历史记录。通览《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历史启示。蒙满文档案除收录大量归类可考的皇帝谕旨、诏书、敕谕,奏折、部衙与各大臣文书、西藏政教上层给驻藏大臣的呈文外,还有一些不好归类的实物清单、各民族互通问讯的信函、内外蒙古盟旗王公给达赖喇嘛及西藏政教上层的呈文,进藏熬茶使用的路票、脚费单据等有形的存档,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档案既真实记录了历史上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情况,又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多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这些档案的公布于世,不仅为深入研究元、清两朝对西藏的有效管理的历史、弘扬中华文化提供来自历史档案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批蒙满文档案的公布,将进一步从不同的文种档案还原历史真相,揭穿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围绕西藏历史散布的种种谎言,必将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2019年9月完稿于成都
作者简介:车明怀,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原书记,研究员。
(文章来源:《西藏日报》2019年10月20日03版)
(责任编辑:苏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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