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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科研三人谈”总体供给模式下西藏如何避免路径依赖

日期:2011年10月28日12:43 点击数:

——经战所何纲、杨亚波、连成国关于制度供给下西藏总体供给模式形成与今后趋势的对话

连:前不久,由孙书记负责,我们共同参与的《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课题顺利结项了,而且鉴定等级为良好。心里感觉还是很高兴的。最重要的是通过参与课题,收获很多,特别是对西藏社会变迁中的制度供给问题有了更深的、理性的认识。

    何:是呀,综观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各个方面,由于西藏经济在总体上较为落后和弱小,探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领域就显得很窄,多数属于经济工作层面的对策研究或者是政策研究,受方法论和方法的限制,相当部分的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欠缺,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够,这样的话,学术性也不可能很强。

    杨:对,我也深有同感,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制约,我们对西藏的经济社会研究就与全国的同行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过,也不能太悲观,正是存在这样的差距,我们共同开展的这项课题才显得意义更加重大。

    连:是的,通过参与课题的完成,我对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西方的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科斯、诺斯以及之前的康芒斯等人,结合西方经济发展实际,对制度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认识。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事实上马克思在制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列宁就认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我们国家的一些知名学者,如谭崇台、杨瑞龙、林毅夫、魏后凯、邹薇等,结合中国实际对制度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为形成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何: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我感到,制度供给普遍存在于各个区域经济社会,对制度的选择是制度供给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制度供给的正确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供给的正确与否是绩效高低乃至好坏的关键。对那些被实践所证明的制度供给失误事例,说明对制度供给的主体来说,之所以选择自以为最好而在别人或后人看来是不好的制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局限,制度供给的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对于制度的知识有限,不完全了解各种制度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也不完全了解整个制度系统的变化最终会出现什么情况,会给覆盖到的每个个体带来什么结果。

    连:那么,结合西藏和平解放60年的发展变迁历程实际,我们又该怎样理解制度供给问题呢?

    杨:透过西藏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年以来的西藏制度变迁历程中,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供给了西藏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制度,大量的主导或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了现有的总体供给模式,从现在的实际来看,这种总体供给模式是西藏不断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何:关于总体供给模式,我觉得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看到这种制度供给方式在历史上和当前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强大推力,总体而言,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在西藏逐步形成的总体供给模式无论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还是从具体的经济总量的增加、人民生产生活的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央的工业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西藏的影响就非常大。在上世纪60、70年代,在国家实行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的工业发展政策背景下,西藏工业也曾一度“大干快上”,试图在短期内建立系统的地方工业体系;80年代初国家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业发展方针,实行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工业发展政策后,西藏也把工业重点调整到发展适合藏族群众需要的轻工业、手工业和水电建设上来;直到90年代后,西藏的工业发展路线才不再围绕国家需要展开,目标也逐渐明确,工业被处于“有重点地发展”的地位。2006年自治区“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产业指导原则后,有学者认为今后西藏应当走“适度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杨:在财政政策方面的体现最为明显,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新政权所需经费就几乎全部由中央财政供给,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央也不断出台各种财政优惠政策,缓解西藏的财政压力。比如1952年到1958年间中央累计拨款占西藏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91%,1980年到1986年间中央对西藏拨款补助额每年都在增加,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中央对西藏开始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2006年开始,中央对西藏开始实行“收入全留、补助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通过观察中央财政补助占西藏历年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就可以发现,西藏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一直没有降低,比如2001年至2005年间这一比例依然超过高达93.9%,这就表明西藏的发展离不开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其实深入分析西藏历史上的财政收支情况,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发现总体供给模式在西藏不是逐渐地削弱,而是不断地加强。

    连:我个人认为,作为总体供给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援藏机制对西藏发展的助力也是很大的,这些做法总体上对西藏发展是起着重大作用的。

    何:我赞成这种认识。回顾西藏的发展,不难发现援藏机制的建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存在,只是作用的内容和方式或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援藏机制什么时候开始,我认为,可以追溯到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毛主席确定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由于那时候的政治经济形势,当然西藏的自然条件也是重要方面,中央就已经决定进藏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从那之后,西藏就一直得到全国各地,尤其是邻近西藏的省市自治区的大力支援。不过,在1994年之前这种根据西藏不同发展时期的特殊需要安排援助的方式是非机制化,到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最终演变成为确定的援藏机制。这种机制,形成了总体供给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总体供给模式的作用。

    杨:刚才何纲提到要两方面看待总体供给模式,那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认为是总体供给模式导致了西藏对中央的依赖?目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央对西藏的制度供给包括援藏制度造成了西藏“造血”功能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应该适时改变。

    何:这种实践是有理论依据的,不能简单地去理解。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是会产生路径依赖的。也就是说,这个路子走熟了,走得不错,不这样都不行。结合西藏实际,中央政府推动的、大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所构成的总体供给模式在现在和不远的将来会对西藏的制度变迁产生一定的路径和锁定效应,西藏需要适时地培养和强化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在内的各主体的制度供给能力,在充分利用总体供给模式优势的同时,注意避免相应的负面效应。

    杨:我觉得,中央政府完成绝大部分制度供给任务的历史惯性,导致了一些问题的产生,比如当前西藏制度供给数量不足、制度供给主体的供给意愿和能力不足、制度供给主体在具体执行和实践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不足,以及制度供给主体过于单一、时滞较长等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西藏存在所有制结构、产权结构、户籍制度、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与补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需求,但这些制度需求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直接原因就在于制度供给主体的数量及能力缺乏。历史上,中央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强大,相应地,西藏地方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被逐渐限制甚至废弃,而且由于财力缺乏或潜在收益较小,其他潜在制度供给主体实践具体制度安排的能力也比较欠缺,久而久之,比较了解地方实际的地方政府和本地经济主体丧失了制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最终造成西藏地区制度供给主体过于单一,制度供给数量不足、供给时滞过长。我们当初参加这个课题时,大家都看到这些问题,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个理性认识,对不对?

    连:是的,当时我们的讨论很热烈,争论也不少,最终还是用实证的方法来考证,西藏的制度供给出现上述问题是有原因的。西藏现行制度安排的变迁或演进,主要是由政府命令、政策和法律引入实施的,是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内地相比,西藏最明显的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比较少,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一些沿海省市的制度供给主体异常活跃,甚至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制度供给,而且还往往超越国家允许限度进行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虽然不是中央政府的主动安排,但最终大部分都得到了中央的默许或肯定。而在西藏尚未形成清晰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开发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市场化服务的财政金融制度等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产生的动力不足,而且缺乏必要的时间准备,很难内生出诱致性制度变迁。比如,在西藏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其实是缺少基础的,因为市场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必须以市场排出与市场理性为前提的,先不说充满制度安排的现实使这些前提条件发生变形扭曲,单就西藏目前的现实来说,很多条件和前提西藏是不具备的。相应的,总体供给模式是中央大规模通过国家力量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力支持,其实也是西藏在无法单独依靠市场机制或者说仅仅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而且,我们也必须看到,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这一规律,你现存的制度安排越稳固,那么新制度安排就越不容易形成。目前,就是因为西藏的制度安排约束要强于其他省区,已有的制度环境延缓了制度变迁,而市场体制建立的快慢直接决定着西藏能否尽快形成制度创新环境并促成制度供给的形成。

    杨:除此之外,不能忽略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生产力的特定布局这两个条件,他们也是西藏相对落后的客观原因。从现实来看,由于西藏市场发育相对迟缓,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市场意识相对落后,使市场组织对制度的需求赶不上政府出台制度的步伐,造成这些组织缺乏制度激励,其实也就是说在西藏不仅制度供给不足,某些制度需求也是不足的,比如,在建立有西藏特点的市场体制方面,大型企业集团没有适时地进入,而不适合西藏实际的中小企业却一度得到了快速发展,现在回过头去看,一方面是缺乏供给,而另一方面却是没有需求,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双重不足使西藏跌入了“制度陷阱”,看起来表面是制度供给满足,而事实仍然是制度供给不足,整个制度体系的效率出现了“零和状态”。

    何:看看现实,“制度陷阱”问题在绝大部分发展中地区都曾出现过,这是悖论问题。例如,如果要避免陷入制度陷阱,西藏就应该在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总体供给模式的前提下,探索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的新途径,使西藏在未来的发展阶段逐步摆脱路径依赖。

    应该说,从西藏的发展进程看,总体供给模式确实使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路径依赖”,这种制度方向的“锁定”在西藏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自我强化。从过去、现在及今后的发展来看,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中央总体供给模式的现状将会继续存在,并且在短期内还有不断强化之势,这是由西藏的区情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国家正式制度的供给必需对原有非正式制度的供给形成“钳制”。从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角度看,在一定阶段的“总体供给模式”就是一种治理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到固化会有不同的方式和具体内容,但目标指向十分明确,就是巩固国家的地理边疆和利益边疆。这种不间断的制度供给所形成的西藏总体供给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起到了稳边固防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时期起到了促进加快发展的作用,同时,通过对西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促进,还会培植出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内生增长机制,就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西藏的自我发展能力话题。

    连:而且,我还应该注意到,社会意识滞后于社会物质的特性使1959年民主改革实现的西藏社会制度跨越并不彻底,形成了西藏的非典型二元结构特征。上个世纪90年代处,我们的课题负责人曾主编过《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十分深入的研究。从西藏的发展实践来看,为了使组织内部尽量不引起或少引起冲撞从而避免大的社会震荡,实行总体供给模式是调节矛盾并促使西藏原有社会机制逐步转化的较佳过渡方案。因此,不能对总体供给模式一味地持否定的态度,应该看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另外,总体供给模式对于化解西藏与内地之间“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消除“回波效应”对西藏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逐步扩大“扩散效应”对西藏的积极影响也具有重要作用。

    杨: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总体供给模式的形成,与我们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历史传统也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在财政、税收、人口教育、产业发展、扶贫开发等许多方面,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始终实行优待的政策,希望能通过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的扶持,实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均衡发展。反过来,这些特殊优惠政策也导致了总体供给模式的形成和延续。

    何:讨论了这么多,我觉得,在科学的认识了总体供给模式和西藏当前制度供给现状之后,我们西藏实现制度变迁的路径逆转方法就很明显了,那就是要加快西藏经济制度供给从中央政府主导型向地方政府主导型转变。目前,由于西藏微观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成本太高,很难成为有效的制度供给主体,因此必须加快培育政治企业家阶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地方政府成为西藏制度供给的重要主体。在具体层面上,可以考虑建立促进自治区政府各职能部门、地区、县、乡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激励制度,通过试点授权激励他们积累改革发展的经验,降低改革风险,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政治企业家阶层,使他们成为推动西藏改革发展的原动力。另外,也不能放松市场机制和相关市场主体的培育步伐,争取推动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早日成为西藏制度创新的第二动力。(供稿:经济战略研究所)
(责任编辑:琼华、苏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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