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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智慧教育的践行者-------西藏大学第一任校长次旺俊美口述记

日期:2011年10月08日10:16 点击数:

                                  文字整理:其美多吉
     我生于1945年,经历了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与1959 年前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时期,可以说对新旧西藏都有所了解。旧西藏的教育规模很小,而且教育大权掌握在占人口5%的统治阶级手里,就是贵族的子女也大多数是在私塾接受最基本的文化教育。记得我最初学习藏文是在自己的家里,因为我出身于世袭的贵族家庭,所以才有条件指定或聘请老师在家中授课。

    1952年10月,我父亲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被派往北京筹建达赖驻京办事处,工作期限为三年。因此,我和三个弟弟跟随父母去了北京。听我母亲讲,当年我们是骑着马从拉萨出发的,经达孜、林周、那曲、巴青、索宗(“宗”即县)、丁青、类乌齐等地共走了四十一天后到达昌都。当时,康藏公路也刚刚修到昌都。从昌都乘汽车经甘孜到成都、重庆,而后换乘江轮到武汉,再换乘火车前去北京。一路上边赶路、边参观、边休整,又差不多走了个把月,终于在大雪纷飞的一个晚上来到了北京。没过几天,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迎来了新年元旦。后来我们就住在办事处内一个四合院里(今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过完春节我就和处长然巴•朗杰旺秋的两个儿子一起被送到办事处附近的鸦儿胡同小学上学,我的二弟和三弟先后进了幼儿园,第二年二弟也同我们一起上小学了,就这样我们开始接触了现代教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北京接受的两年半的小学教育。尽管刚到北京时我们一句汉话都不懂,但靠老师的耐心辅导、同学的热情帮助,特别是办事处翻译员一位汉族老太太的汉藏双语辅导,我的汉语进步很快,学习兴趣极大。 1954年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少年先锋队组织,后参加了很多少先队的活动。新型的现代教育不仅激发了我的求知欲望,也开阔了我的视野,我们离开北京时我能翻译生活用语及常识性知识了。
 
    1955年夏末,父亲在京工作三年期满,我们一家人返回拉萨。返藏的路线和去京时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康藏公路已经修到拉萨了,我们便从成都乘汽车一直回到拉萨,尽管当年康藏公路全线都是土路,一边通车一边维修,我们也遇到过塌方堵路,但总比骑马过雪山、趟河道方便多了,也快多了。回到拉萨不久,家里就把我和二弟送到西藏干校内的社教班(即“社会教育班”,和平解放后为拉萨市社会青年办的,类似于速成班。校址在今西藏大学老校区内)就读了一年。记得社教班的学员年龄差别很大,大的都30多岁了,多数是20岁左右的,我们是最小的学员,难怪当时拉萨人给社教班起了一个雅号叫“亚雍拉札”(即“父母学校” )。上课时班次是打乱的,记得上汉语课时我在一班,上算术课时我在四班,上藏文课时我在七班,其它常识、音乐、体育等课一起上大课。当时(1956年)印象最深的是拉萨小学(今拉萨第一小学)在庆祝“六一”儿童节时邀请我作为早期入队的少先队员,参加拉萨市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的活动,当时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真是开心极了。

     1956年9月,拉萨中学成立,拉萨几所小学的高年级学生都被送到刚刚成立的拉萨中学学习,我们社教班几个年纪小的学员也就成了拉萨中学的第一批学生。拉中刚成立时,学生的年龄、文化程度是不太整齐的,但经过预科补习、汉语突击(相对集中增加汉语文课时学习掌握汉语言文字工具)等办法,特别是学校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实行双语教学,担任数理化、生物、地理等课的汉族老师都用藏语授课,为我们尽快地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我在拉中上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么三件事;一是拉中创建初期的建校劳动。虽说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建立的第一所中学,但我们进校时新校舍只有几栋土木结构、铁皮屋顶的工棚似的平房,更显眼的是一排排的帐篷,直到我上高中时才有了砖木结构的宽敞明亮的教室、宿舍。可想而知,当初我们学习生活的条件是多么地简陋而又困难。然而,拉中各民族师生的情绪却是十分高昂。从我们入学起,校长、老师们边上课学习、边劳动建校,靠我们师生员工的双手平整了校园内部分原始生荒地,修建了自制木架的篮球场、足球场、田径场;用草坯修起花坛美化教室、校园小路;开垦荆棘丛生的地带建蔬菜基地。更难忘的是当时校园内最耀眼、最气派的建筑物,是师生员工与建筑工人共同劳动建成的一个人字形屋顶、木制框架、全部用铁皮包起来的礼堂,这个“铁皮礼堂”除了是开大会、听报告、放电影、进行文艺演出的场所,又是全校学生的食堂,还是室内上课的“体育馆”,真可以说是拉中的“多功能活动中心”。更难忘的是,就在这座“铁皮礼堂”里,自治区筹委会领导和全校师生员工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毕业会餐和毕业晚会。至今回忆起这些更加体验到西藏的现代学校教育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深刻含义。

     二是在我读初中时期,1959年3月平息叛乱,废除了封建农奴制,进行民主改革。当时西藏的工作急需一批藏汉两通的工作人员,而我们拉中高年级的学生基本上都能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因此,我有幸同高一届的同学一起到拉萨市军管会文教处参加了两个多月的接管工作,还曾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采访拉萨市民,当然,我所能做的也就是给工作人员当翻译、作些记录、帮着扛扛摄影机,在翻译时有难度的词语到了晚上找带队的老师请教,现学现卖。接着,那年“七一”前后,学校决定我们两个高年级班学生参加堆龙德庆县的民主改革工作组。我们小组被派到朗孜辖。当年进行民主改革一期为三个多月,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访贫问苦、调查家庭情况、划分阶级成分、分配土地性蓄、建立民主选举的基层政权等等。这期工作完成后,我又同上一届的同学一起到尼木县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民改工作,直到1960年的元旦后回到学校。当年,尽管自己还是一个刚满14岁的孩子,但能够在西藏社会巨大变革的风浪中经风雨、见世面,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第一次这样比较彻底地接触旧西藏最底层的农牧民群众,又亲身参与并经历了西藏社会的变革,对我一生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件事是1964年6月,我作为拉萨中学的第二届高中生即将毕业,学校在我们班27名同学中选送4人到北京参加高考,其中有我,这对我又是一次极大的心灵触动,让我备受鼓舞。当时,西藏的现代教育才刚刚起步,教育基础比较薄弱,在西藏还没有设立高考点,是拉中的张校长和班主任孙老师亲自带我们到北京参加高考的。记得我们被安排在北京和平里招待所住宿,到北京市男五中考场参加考试。毕竟我们的基础与内地高中生有差距,同到北京参加高考的8名拉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一样,我们4人也被安排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一部高三班补习一年。第二年根据前一年高考成绩与补习期间的成绩,我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录取,圆了我当一名人民教师的梦。1965年8月30日民院送我和几位一起补习的新疆同学到北师大报到,不久才知道我是第一个到北师大读本科的藏族学生,既感到自豪,又多了一份压力。我很幸运上了一所名校,但遗憾的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全国的大中小学校都“停课闹革命” 。后来虽然说要“复课闹革命”,我们也想办法学习有关的专业知识,进行一些教育实践,然而教学规律、教学秩序都打乱了,耽误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还是没能系统地学习大学的全部课程,至今痛感惋惜。当然,在这所具有优良革命传统和浓厚学术风气的大学里,整整七年时间,老师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严谨治学的风范熏陶着我,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八字校训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1970年7月,我们按期毕业、按期发了工资,但北师大69、70两届毕业生仍留校继续参加“批清”运动,直到1972年4月才分配工作。当年毕业生分配计划中没有西藏的名额,负责毕业分配的工宣队和系革委会领导找我征求分配去向意见,我和我的女朋友张廷芳(北师大中文系70届毕业生)早已商量好一起回西藏。因为我是西藏送出来培养的,西藏又最需要教师,希望学校能批准我们一起到西藏工作,并通过学校向上级部门和西藏自治区递交了我们自愿进藏投身西藏教育事业的请愿书。为了能够一起到西藏工作,经学校批准我们在1972年元旦前一天在北师大举行了婚礼,再次表达了相伴相随共同投身西藏教育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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